监管协同与高收益债券市场建设
2021-09-15 14:41 来源：深圳社会科学
3.监管政策大幅摆动，成为公司债违约的重要推手
监管机构放宽准入门槛，公司债迎来大扩容，公司债发行人资质中枢下移明显。根据华创证券统计，截至2017年6月底，以主体评级AA+和 AAA作为高评级发行人的代表，中期票据高评级发行人占比大于80%，公司债高评级发行人占比处于55%-60%之间，公司债发行人主体评级中枢明显低于中期票据（屈庆，李俊江，2017）。[18]进入2017年，在国家“防风险、降杠杆”大背景下，监管政策稳步收紧。《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及登记结算业务办法（2018年修订）》《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相继颁布实施，企业融资渠道收窄，社会融资规模下降。企业“借新还旧”，“拆东墙补西墙”，利用监管套利的做法受到压制。资金供给端压缩，负债端刚性坚挺，行业不景气，面对兑付日的到来，很多公司债发行人现金流不足，难以偿付到期债务。2017-2019年，中期票据与公司债存量上相差不大（表3），但公司债违约情况比较严重（见表4）。债券违约区间（2017-2019年）内，做横向比较，2010-2019年间发行的公司债违约数量、违约金额，分别为中期票据的2.19倍、1.57倍。进一步计算发现，2015-2016年间发行的公司债，违约数量、违约金额，分别为同期发行中期票据的3.15倍、2.11倍。纵向来看，2015-2016年公司债发行人分别占到全部考察期（2010-2019年）公司债违约数量、违约金额的60%、66.34%，而2015-2016年中期票据发行人分别占到全部考察期（2010-2019年）中期票据违约数量、违约金额的41.75%、49.39%。统计数据说明，监管政策放松鼓励公司债发行人资质下沉，导致公司债成为债券违约的重灾区，推大了高收益债券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