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承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中的监管与问责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监管与问责角度切入，基于政府、社会组织、公众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解释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的内在逻辑，提出本土化实践中的监管问责不足。通过建立政府（转移者）、社会组织（承接者）、公众（受益者）三维分析框架，旨在表明三者既是公共服务转承中的参与主体，也是利益相关体。政府应转变治理理念，以监管问责路径的制度性、监管问责主体的多元性、监管问责内容的针对性，实现公共服务的最优配置，达成公共利益最大化目标。政府对社会组织规范控制的同时，应以放权、协作的姿态让渡部分公共服务职能，积极培育扶持社会组织，因此，对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职能中的行政监管不宜过强，转而增进第三方和公共服务对象在监管问责中的作用，形成监管问责合力，促进公共服务效率和品质的提升。
一是，完善监管问责机制。各地政府、职能部门应细化社会组织承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工作方案，出台相应的监管问责配套措施，以制度化形式明晰监管问责体系与路径。在以往政府与社会组织二维监管问责的基础上，建立起加入社会公众、第三方等多维监管问责框架，形成利益相关方之间的监管问责合力。二是，优先服务对象的监管问责。建立和完善公共服务受益人参与监管问责的正式或非正式机制，将服务对象的满意度、获得感作为政府对社会组织合约问责、对社会组织绩效评估的重要参照。同时，转变政府行政问责为主导的传统观念，聚焦公共服务效果，从对财政资金是否高效使用监管转向对服务对象满意度的关注，只有强调公共服务受益人真正受惠以及受惠程度，才能最终实现多元主体提供公共服务的最初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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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共龙岗区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