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社会革命视域下的五四精神及其当代启示*
作者：张宗兰 2020-05-14 11:1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从伟大社会革命视角探讨五四精神及其当代启示，这是研究五四运动的视角创新。
参与各样的改造社会的实践，就是在个体和社会层面实现东西方文化扬弃、个性解放、改造国民性、改造社会的过程。旨在实现文化变革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价值，李泽厚认为是救亡压倒了启蒙[1]，毋宁说，是首先有了文化的启迪，唤醒了更多民众对于国家出路的探索，是启蒙启发了救国意识。而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陈独秀定义为“德先生”“赛先生”；陈启天指出，“一、是人生的新倾向；二、是思想的新方法；合起来，才是新文化的真精神。”[2]
2. 政治变革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因其广泛的群众参与、斗争的目标彻底性而成为一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爱国主义集体记忆。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为表达国民外交的呼声，爱国学生以写血书、挂条幅、发传单、游行示威的方式与当时的北洋政府直接对话，要求拒绝在合约上签字、惩办卖国贼。再到后来的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首先发力的青年学生得到工界、商界、学界的声援，从五四事件到六三事件，从北京到上海，一场声势浩大、席卷全国的群众政治运动震惊了世界。“学生罢课惟独不理，工人罢工不出三日，卖国贼俱去”，青年知识分子深刻认识到个体国民性的改造离不开对社会环境的根本改造，要救亡图存、改变任人宰割的局面，必须推翻封建军阀的统治，进行一场政治变革。因此，社会改造成为一种难以抗拒的时代潮流，最终走向了革命。在此过程中，青年学生充当了政治变革的急先锋，其不怕牺牲、直接行动的精神起到了巨大的群众动员作用，引领无产阶级登上历史的舞台。从群众的不觉悟和对革命的隔膜，到“三罢”斗争的奋起，“五四运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3]中国革命由此具有了和以往不同的历史特点，翻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新的一页。
3. 价值变革的五四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从学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到转而目光向东，学习苏俄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五四运动的推动和基于国际观察、中国国际地位的考量而做出的价值选择。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出的危机，引起了世界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反思。在中国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观念中，“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即是‘自由竞争’、‘弱肉强食’，社会主义则与互助、平等画上了等号。”[4]因而放弃了“自由竞争”的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转向“互助协同”的社会主义。苏俄宣布放弃沙俄时代在中国攫取的一系列权益，适时的向中国抛出了橄榄枝，更加确认了“不侵掠”作为社会主义的价值。对不同“主义”的选择，其基本出发点还是青年知识分子对救国图存的考量。五四后，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主流。
（二）历史场景中的五四精神
后人对五四运动的纪念，赋予了五四运动新的话语，意义得到延伸，其本来面目却因此变得模糊。本文回到五四运动的“当下”，通过时人对五四的评价和认识来总结历史场景中的五四精神。五四事件之后不久，即引发了五四亲历者对五四精神的思考。五四运动的总指挥傅斯年说，“若说这五四运动单是爱国运动，我便不赞一词了；我对这五四运动所以重视的，为它的出发点是直接行动，是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学生领袖罗家伦在5月4日游行之后的22天发表文章，把五四精神概括为“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和“民众自决的精神”。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也认为五四运动有其独特的精神，乃是“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5]。从当时事件、当时知识界的评价来看，五四运动作为具有开创意义的社会革命，其文化变革、政治变革、价值变革蕴含了五四时期的勇于革新、
[1]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9～20页。
[2]陈启天：《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少年中国》，1920年第2期。
[3]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5]以上转引自许纪霖：《“五四”的历史记忆：什么样的爱国主义？》，《读书》，2009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