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非教育型文化消费与未来收入关系分析*—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实证分析
作者：张楠楠 陈山泉 2021-09-15 14:37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文化消费可以作为文化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并能够转化为经济回报收入。文章追踪调查中国家庭2014、2016年数据，分析2014～2016年中国农民工非教育型文化消费与未来收入关系。研究首先发现，农民工在非教育型文化上的投入可以显著地预测其未来收入，具体而言，农民工在非教育型文化上每多投入1元，可以预测其能带来10.8元打工收入的增长。同时，这种预测能力与是否为新生代农民工无关，也在不同性别、不同婚姻状况、不同受教育年限、以及不同的家庭人口规模上无显著差异。透过农民工非教育型文化消费与未来收入的正相关关系，针对当前我国消除贫困、改善民生的诉求，我们认为合理的文化消费政策将不失为一条增加收入、改善贫困的创新路径。
其次：关于改善农民工就业策略。过去农民工文化消费与收入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强调通过提高收入来带动文化消费（甘宇等,2015）[14]，或者是通过强调加大教育型消费来拉动未来收入（高武,2019）[15]，由此产生的相关就业策略会集中在建议加大教育投入、职业培训投入上等。这就忽略了互联网时代，非教育型文化消费的作用，当文化符号可以成本极低地在网络空间中实现快速的跨阶层传递，意味着文化消费的便捷与多样化，我们就必须注意到这种非教育型文化消费对农民工生活的反作用，比如：新生代农民工通过新媒体可以获得更多的就业信息、培训信息、创业信息等等（郑欣,2014）[16]，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形成了很多的淘宝村，农民工利用各种互联网平台，线上出售农作物或展示独特手艺，因此引导农民工非教育型文化消费比如多样化使用新媒体平台、拓宽多渠道就业思路等等应该被予以考虑。
第二，本研究显示非教育型文化支出对未来收入预测的可能性路径，并不是通过招聘和晋升相关流程实现的。原因主要有三点：首先，通过招聘和晋升相关流程改变的理论主要是针对教育型文化投入与企业招聘。其次，农民工群体就业具有特殊性，其就业并非完全依照市场的招聘晋升路径，而是通过朋友、熟人、亲戚介绍等“强关系”这种同质社会资本获得（朱明宝、杨云彦，2017；钱芳、陈东,2014）[17-18]。这种“强关系”在目前农民工的求职过程中依然占有决定性作用，强化了口头承诺的同时，弱化了合劳务同应有的作用。最后，该理论在非教育型文化领域的应用主要针对的是“高身份或高耗时休闲活动”，比如：在一些精英专业服务公司，他们选择“高级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强的人”，同时也关注是否参与“高身份或高耗时休闲活动”。研究证明此类活动可以作为为社会和道德品质的证书，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货币转换的价值，包括晋升（Rivera,L.A,2011）[19]。显然该理论在对象选择上具有局限性，目前大部分农民工从事的是底层的体力型劳动，因此本文验证第一条路径没有明显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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