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非教育型文化消费与未来收入关系分析*—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实证分析
作者：张楠楠 陈山泉 2021-09-15 14:37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文化消费可以作为文化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并能够转化为经济回报收入。文章追踪调查中国家庭2014、2016年数据，分析2014～2016年中国农民工非教育型文化消费与未来收入关系。研究首先发现，农民工在非教育型文化上的投入可以显著地预测其未来收入，具体而言，农民工在非教育型文化上每多投入1元，可以预测其能带来10.8元打工收入的增长。同时，这种预测能力与是否为新生代农民工无关，也在不同性别、不同婚姻状况、不同受教育年限、以及不同的家庭人口规模上无显著差异。透过农民工非教育型文化消费与未来收入的正相关关系，针对当前我国消除贫困、改善民生的诉求，我们认为合理的文化消费政策将不失为一条增加收入、改善贫困的创新路径。
通过将自评精神状态作为城市融入度的代理变量，本研究探究了另一种路径的可能。表5展示了农民工非教育型文化消费与其未来自评精神状态的层次回归结果。虽然模型1显示农民工2014年的文化支出对其2016年的自评精神状态没有统计学显著性的预测能力，但是在陆续控制社会人口学信息（模型2）、家庭背景信息（模型3），以及工作相关的信息（模型4）的过程中，这种预测能力始终有显著性。
图1展示了将自评健康状况作为中介变量的最终结构方程回归结果。a路径控制的协变量为表5模型4中统计显著的变量，包括性别、是否为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以及自评健康状况。b和c路径控制的协变量为表2模型4中统计显著的变量，包括受教育年限、2016年家庭人口数、以及2014年因打工收入。最终结果显示非教育型文化消费通过自评精神状态发挥间接预测能力的大小为0.2，但是该结果无统计显著性意义。因此该路径的可能性也被排除在外。
a路径控制的协变量为表5模型4中统计显著的变量，包括性别、是否为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以及自评健康状况。B和c路径控制的协变量为表2模型4中统计显著的变量，包括受教育年限、2016年家庭人口数、以及2014年因打工收入。间接作用为a*b=0.2, p=0.452.直接作用为c=15.77,p=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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