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非教育型文化消费与未来收入关系分析*—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实证分析

作者:张楠楠 陈山泉  2021-09-15 14:37  新传播    【字号:  

文化消费可以作为文化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并能够转化为经济回报收入。文章追踪调查中国家庭2014、2016年数据,分析2014~2016年中国农民工非教育型文化消费与未来收入关系。研究首先发现,农民工在非教育型文化上的投入可以显著地预测其未来收入,具体而言,农民工在非教育型文化上每多投入1元,可以预测其能带来10.8元打工收入的增长。同时,这种预测能力与是否为新生代农民工无关,也在不同性别、不同婚姻状况、不同受教育年限、以及不同的家庭人口规模上无显著差异。透过农民工非教育型文化消费与未来收入的正相关关系,针对当前我国消除贫困、改善民生的诉求,我们认为合理的文化消费政策将不失为一条增加收入、改善贫困的创新路径。


控制变量或协变量包括:社会人口变量,如年龄、性别、婚姻状况、自我报告的健康状况、受教育年限、是否是新一代农民工以及2016年家庭规模。此外,我们还包括了家庭背景变量,并以父亲的教育和母亲的教育来衡量。最后,我们还控制了工作相关的变量,包括2014年因打工所得的年收入以及2016年平均每周工作的小时数。表1给出了相关变量的具体描述。

中介变量或代理变量,根据前言所阐述的文化消费影响未来经济收入的可能路径,本研究选择是否签订合同为招聘和晋升相关流程的代理变量。以往研究表明,农民工的劳务关系经常建立于口头叙述,仍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相关的法律文件很难发挥其应有的约束能力,因此签订书面的劳务合同可以体现为农民工与雇佣者在招聘和晋升相关流程中相互博弈的产物。对于另一种可能路径,农民工的文化融入主要表现为城市融入,但是城市融入的内涵较为复杂,目前仍未有统一标准,有的研究以行为和情感方面进行分析(李树茁,2008)[10],有的以文化、社会、经济、心理来研究(李培林、田丰,2012)[11],本研究选择自评精神状态为城市融入度的代理变量,因以往研究表明两者具有较高相关性(聂伟、风笑天,2013;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2012)[12-13]

(三)数据分析

对于本研究的第一个目的,本文采用的是滞后因变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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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代表个体,代表其他协变量。该模型估计了2014年文化消费与2016年收入之间的直接关系。具体的模型的拟合采用的是层次回归分析(Hierarchical regression)的方法。

对于本研究的第二目的,本文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中介变量,通过结构方程模型估计2014年文化消费与2016年收入的间接关系。

本研究所有的统计处理都在R3.6.1中进行。统计显著性判断标准为p<0.05。

编辑:郑令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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