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基因概念、理论及学术史批判*
作者：吴福平 李亚楠 2021-10-26 19:01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文化基因就是文化和文明的最高原因，因此而先于其他原因并构成其他一切原因的前提和基础。文化基因可能有一个最高要求，即必须是自在自为的具有“普遍性的普遍者”，也就是说，必须是人类文化整体和普遍意义上的乃至于是终极意义上的“基因”；而其最低要求则应当是不能陷于从“文化”到“文化”的自循环。不然，因为因果系列的无限性以及主观臆断，而极有可能不可避免地陷入“机械论”“物理主义”或者是“基因无限”的悖论和困境。文化基因或者说决定文化机体衍生、演化、发展的最本源、最核心的要素和动因，可能如生物基因那样也有其特定的DNA和RNA，找到这个意义上的文化基因，并揭示其复制、遗传、变异、传播等的基本规律，应当是文化基因研究的首要任务、内在要求和根本出路。
一、“类比”抑或“自在”：关于文化基因研究的两条路径
迄今国内外对于文化基因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路径： [3]一是“类比”研究路径。这是通过生物基因遗传学说的“平移”“类比”或“借喻”，围绕文化遗传、复制和传播机制而展开的研究，强调基因（指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的复制和传承直接或者有时共同影响着人类文化及其衍生、演化和进化。 [3]这一路径即是由道金斯开创的谜米学研究，其学生苏珊·布莱克摩尔在1998年出版的《谜米机器—文化之社会传递过程的“基因学”》中加以进一步发挥，致力于建立“谜米学”以解读人类文化的进化和发展，认为人类既是基因的机器，也是“谜米”的机器，只有这两种复制的共同存在，才能构成完整的“人”。 [4]国外关于文化基因的研究大都是沿着道金斯开创的“谜米”的研究，并出现了很多与谜米有关的论文、论著和网站，从事并推介“谜米学”理论和研究。国内学者尚乐林基于法国遗传学家雅克·莫诺等的“生物基因系统的自组织结构”提出的“文化基因三层次观”， [5]王东提出的文化基因、生物基因“双重进化机制说”，[6]徐才的文化基因“四碱基说”， [7]闵家胤的“社会文化遗传基因S-cDNA学说”，[8]覃世利、张洁等构建的基于“双螺旋”的企业文化创新基因模型， [9]都可以看成是基于生物基因借喻、平移和“类比”的研究。二是“自在”研究路径。这一条路径也被称为是没有“谜米”的研究路径，力图摆脱与生物基因的“类比”，开辟一条新的“自在”的研究路径和方法，强调文化基因的独特性，试图探寻人类文化最为深层次的思维方式、核心理念、符号结构、功能单位及其发生、发展和演化的基本规律。这一路径是由国内学者开创的，并且出现了两个向度： [3]一是以哲学家为主体地注重思维方式、价值理念及其决定因、动力因的研究路径，如刘长林、 [10]赵传海、 [11]马大康[12]等基本都从人类思维方式、语言符号、思想因子上探讨人类文化中类似于基因的存在，认为在思维模式、语言符号及其结构性张力中才有文化基本元素、要素和因素，才能找到人类文化深刻的动力因和决定因。另一个向度是以民族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为主体注重文化基因独特功能和作用的研究。如刘植惠的“知识基因说”、[13]徐杰舜的“功能单位说”[14]以及孔宪铎、王登峰的“基因与文化共治论”，[15]认为文化基因是文化内涵组成中的一种基本元素，存在于民族或族群的集体记忆之中，是知识遗传与变异的最小功能单元；强调文化与基因既不可分割，也有着显著区别，基因创造了文化，文化启动了基因；人性中动物性相近，文化性相远等等。一些学者还试图进一步揭示文化基因图谱或其衍生、演化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如刘兴明、刘长明通过《周易》的研究得出，大易之“生”、大易之“和”、大易之“象”、大易之“美”、大易之“复”，构成了生生不息的中国传统文化创新基因总图谱。 [16]吴秋林的“文化基因论”认为，文化基因不可能如人类的生物基因图谱一样呈现，但可以从其原点、节点、支点、衍生点等来讨论文化基因的本质、特性和发展规律，[3]这些都可以看成是关于文化基因的“自在”研究路径。
归结起来看，前一路径基本表现为一种文化达尔文主义，即直接把人类文化演进视为一种类似于生物进化的过程，强化了社会文化进化学说；后一条路径总体上所采取的则是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研究路径，致力于从人类文化原点、支点、动力因、决定因、语言符号、基本要素等出发，来演绎人类文化的存在和进化、变革和发展的基本规律。两条路径可能都触及到了文化基因的某种本质，至少是认识到了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即文化基因是存在的。争议的焦点主要有两点，一是文化基因是否可以与生物基因相“类比”，进而在研究方法和途径上进行“平移”或“借喻”；二是文化基因是一种源于生物并且具有与生物基因相类似的结构和功能的基因，抑或是一种具有独特结构、功能以及衍生、演化和发展规律的特殊的文化元素或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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