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的文化转向与批评转型*
作者：刘建平 徐瑞宏 2022-04-27 15:52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文艺批评进入了以移动智媒为载体的数字时代。数字时代的本质特征就是“加速”，速度通过数字规定和记录生活而解构了人类完整的生存体验。移动智媒的“泛视觉”转向重塑了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也重新定义了我们的审美方式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年轻世代从社会文化的学习者、被驯化者一跃而成新的公共话语的建构者、主导者，使得当代文化具有“后喻文化”的特征。由“加速”文化而形成的“微批评”，使批评者沦为被碎片化信息所驯服的沉默的大多数；“泛视觉”文化颠覆了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审美关系，形成了以感官认同为代表的“养眼”主义批评观；年轻世代成为新媒介文艺批评的主体，批评意识的“钝化”使得文艺批评成为缺乏深度、没有历史感的“轻批评”。数字时代的文艺批评转型有待“祛魅”。从批评方法上看，新媒介文艺批评是数字技术介入人文研究的一种形式，大数据代表着一种新的批评理念；从价值更新趋势来看，由代际冲突导致的文艺批评价值分化、“部落化”将成为一种常态；从话语创新的角度看，新媒介文艺批评进一步确立了人民在社会领域和文艺批评中的主体性地位。我们应将新媒介文艺批评看作是批评家主体意识的确立和具有更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新批评话语诞生的契机，使之成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和美学发展的一个新视域。
尼尔·波兹曼认为，大众媒介对于公共话语质量具有毁灭性作用，“那些试图用曾经是文化中真实可信的东西来娱乐大众的人，或是那些试图证明《哈姆雷特》和《窈窕淑女》一样有趣，一样具有教育意义的人。大众教育的危险在于它可能真的变成一种娱乐”。[1](P147)年轻的文艺爱好者们悄无声息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心甘情愿，最后变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在漫不经心的即时浏览和娱乐心态的驱使下，审美变成了养眼、爽快的感官活动，批评不再是一个伴随着深沉情感体验和理性反思的体证过程，而是以不思不想、“沉浸”、玄幻等娱乐消遣和个体快感刺激为主的当下反应，这种以寻找肤浅的、情绪化认同为主导的“养眼”主义批评观，恰恰将文艺批评中最重要的价值体认和反思能力剥离和阉割了，这使得它不能成为一种有效的思想诠释方式，从而带来价值观上的虚无和混乱。
再次，年轻世代成为新媒介文艺批评的主体，以吸引眼球和流量为目的的文艺审美倾向会减弱我们感官的敏锐性和鉴赏力，进而使文艺欣赏者批评意识日益“钝化”。桑塔格曾指出，“想一想我们每个人都耳闻目睹的艺术作品的纯粹，我们的感官本来就遭受着城市环境的彼此冲突的趣味、气息和景象的轰炸，现在又添上了艺术作品的大量复制。我们的文化是一种基于过剩、基于过度生产的文化；其结果是，我们感性体验中的那种敏锐感正在逐步丧失。现代生活的所有状况——其物质的丰饶、其拥挤不堪——纠合在一起，钝化了我们的感觉功能。”[11]（P16）肖恩·库比特也认为“娱乐性阅读就如同读书给儿童听：仿佛一种伪装，明知其不真却甘为之劳神”。[10](P34)新媒介文艺批评由传统的虚静体验、内省游观，转变成了由目光扫射所及范围内的浏览和当下的情绪反应，这必将造成参与批评者知识整合能力、理性思考能力的普遍缺失，沦为缺乏深度、没有历史感的“轻批评”。
另一方面，年轻世代的社会交往和精神交流严重依赖新媒介，这使得他们的文艺欣赏和批评交流的对象大多是一种“平层交往”。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1980—2000年出生的“千禧一代”平均每天收发88条消息，这些消息九成以上是同龄人之间展开的。由于在精神上和不同年龄阶段、不同社会层次的人“立体交往”的经验十分匮乏，年轻世代在思想和价值层面与传统、历史之间的联系被割断了。通过新媒介讨论该欣赏什么样的文艺作品、如何评价文艺作品的对象大都是相似年龄层次的群体，进而形成了一种由年轻世代的“并喻文化”发展引发的“后喻文化”危机，而割断历史、缺乏代际良好沟通的社会文化注定是冲突不断的，年轻世代交往圈层的单一性导致其内在活力自我更新的呆滞化和审美趣味的平面化。马克·鲍尔莱在其著作《最愚的一代：数字时代如何让美国青年变傻并危害到我们的未来》中指出，“同龄人之间的过度交往，无益于智力的发展，不利于表达能力的培养，对历史的发展有害。”[12]使用什么样的媒介进行欣赏和批评文艺作品，就意味着这个时代的公共话语和审美素养具有什么样的文化质量，数字时代由批评意识的“钝化”、非历史性而形成的“轻批评”，使新媒介文艺批评面临着失语、无效甚至消亡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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