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的文化转向与批评转型*
作者：刘建平 徐瑞宏 2022-04-27 15:52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文艺批评进入了以移动智媒为载体的数字时代。数字时代的本质特征就是“加速”，速度通过数字规定和记录生活而解构了人类完整的生存体验。移动智媒的“泛视觉”转向重塑了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也重新定义了我们的审美方式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年轻世代从社会文化的学习者、被驯化者一跃而成新的公共话语的建构者、主导者，使得当代文化具有“后喻文化”的特征。由“加速”文化而形成的“微批评”，使批评者沦为被碎片化信息所驯服的沉默的大多数；“泛视觉”文化颠覆了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审美关系，形成了以感官认同为代表的“养眼”主义批评观；年轻世代成为新媒介文艺批评的主体，批评意识的“钝化”使得文艺批评成为缺乏深度、没有历史感的“轻批评”。数字时代的文艺批评转型有待“祛魅”。从批评方法上看，新媒介文艺批评是数字技术介入人文研究的一种形式，大数据代表着一种新的批评理念；从价值更新趋势来看，由代际冲突导致的文艺批评价值分化、“部落化”将成为一种常态；从话语创新的角度看，新媒介文艺批评进一步确立了人民在社会领域和文艺批评中的主体性地位。我们应将新媒介文艺批评看作是批评家主体意识的确立和具有更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新批评话语诞生的契机，使之成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和美学发展的一个新视域。
大数据代表着一种新的文艺批评方法和理念。作为一种归纳经验、描述现状并预测未来的科学工具，大数据的优胜之处并不在于对文艺作品的审美特征、艺术风格的深入分析，而在于为文艺批评家提供丰富的资料和信息，如文章的点击率、转载率、读者的喜好和审美倾向、哪类题材点击量大、哪些人物形象更受推崇、哪些情节阅读的时间长、哪种结尾更有新意等，它能直观地反映绝大多数欣赏者真实的审美体验，通过引入欣赏者的阅读喜好、欣赏习惯、审美趣味的大数据分析，在大数据信息分析方面为文艺创作和批评提供科学性、权威性的依据，“大数据技术的出现与普及在提高研究的科学性与精确性，避免研究者的个人主观性和功利性，修正其滞后性、零散化、浅表化弊端等层面上提供了方法论支持”。[14]它可以有效避免以研究者为中心的过于主观性和批评权威垄断话语而造成的弊端。同时，作为一种跨学科的批评方法，大数据时代的文艺批评势必要与市场经济、消费文化、媒介文化、文艺理论、人类学、心理学的最新研究相结合，整合更丰富的信息资源，这种跨学科的理念最终将使文艺批评活动溢出本身狭隘的边界，成为当代社会“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从新媒介文艺批评的价值更新趋势看，传统文艺批评和新媒介文艺批评的冲突本质上是代际冲突在文艺上的一个反映，不同世代在话语和价值上的分化使得文艺批评以“圈”“群”“部落化”的方式存在。在传统的印刷时代和纸质媒体时代，识字水平构成了文艺欣赏和批评的高门巨槛，学者的批评和大师的批评各领风骚，自发的批评声音还很微弱；而在数字时代，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世代参与文艺欣赏和批评的热情被激发，批评方式也变得多样，文艺批评的主体呈现出了自发的批评、学者的批评和大师的批评的“混搭”格局。在传统社会，文艺批评本身并不是一个大众化的工作，而是少数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人文素养并对文学艺术产生兴趣的少数人的专利。休谟曾指出，“有健全的理智，并与精致的情感相结合，又通过锻炼得到提高，通过比较得到完善，还能清除一切偏见，有此等可贵的品质，才能称为批评家。”[15]（P17）康德也认为审美判断力的形成需要“给予表象结合在一起的那些情感的可传达性作先天评判的能力”，[16]（P138）要参与文艺批评，不仅需要经过教育而来的“健全理智”，还需要丰富的审美和阅读经验、鉴别文艺作品的知识积累、发掘文艺普遍意义的洞察力等，这代表了传统文艺批评主体在教育背景和审美素养上有着极高的要求。而在数字时代，任何一个人，只要具备基本的识字、上网的能力，都可能在文艺作品下面留下自己的评论，每一个参与文艺批评的人都不认为这是一件专家才能做的“技术活”——它不是科学研究，只是大众流行文化的一部分，是娱乐大众并进而自我娱乐的一种方式。有批评家认为，不同圈层的批评主体最终会通过专业批评家的教育、引导、交流来消弭二者的界限，“传统的文人审美与民俗审美在而今转化为大众的审美，传统社会阶层造就了雅俗分赏的格局，当今大众与精英文化则在逐渐融合”。[17]（P203）可惜的是，这是一种典型的“前喻文化”思维，也很有可能是一种浪漫的“乌托邦”式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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