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亚儒家经典性之移动与经典诠释典范的转移
2021-08-12 17:59 来源：深圳社会科学
（二）新诠释典范之建立及其转变
理论基础的转变。在儒家经典诠释史中，新诠释典范之建立源自理论基础之转变，尤其以下两大转变，最为诠释史上的重要现象：
第一是从先秦至汉唐时代的“声训”典范向宋代以后的“字义”典范的转移。所谓“声训”是借音之相近以发其义，如孔子说：“政者，正也”[37]，孟子说：“征之为言正也”[38]，《中庸》第20章：“仁者，人也，[……]义者，宜也”[39]，《礼记·檀弓》：“葬也者，藏也”[40]，《礼记·祭统》：“齐之为言齐也”[41]之类。先秦经典以及汉唐诸儒诠释经典，常循“声训”之旧轨。但是，从12世纪朱门高弟陈淳（字安卿，号北溪，1159~1223）撰《北溪先生字义详讲》（又称为《北溪字义》《性理字义》）以降，开启了东亚各国儒者经典诠释从“声训”向“字义”典范之转移，对德川日本儒学影响深远，在朝鲜也引起相当的注意。
[37]《论语·颜渊·17》，朱熹：《论语集注》，卷6，收入《四书章句集注》，台大出版中心，2016年，第190页。
[38]《孟子·尽心下·50》，朱熹：《孟子集注》，卷14，收入《四书章句集注》，第512页。
[39][宋]朱熹：《中庸章句》，收入《四书章句集注》，第37页。
[40]《礼记·檀弓》，见[清]孙希旦撰：《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上册，卷9，第227页。
[41]《礼记·祭统》，《礼记集解》，下册，卷47，第12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