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亚儒家经典性之移动与经典诠释典范的转移
2021-08-12 17:59 来源：深圳社会科学
三、东亚儒家经典诠释典范之转移及其理论基础
（一）“经典性”之转移
儒家“经典性”之“流动性”，常常因为时间之发展与地域之变化以及经典阅读者之变迁，而造成“思想空间”范围之移动。以中国儒学史为例，汉唐时代的《五经》所开展的是治国平天下的学问，但是到了南宋朱子将《中庸》《大学》从《礼记》中抽出，与《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并撰写《四书章句集注》，提出一套以“理”为基础的崭新的经典诠释典范，建立以个人为基础的人生哲学，为近世中国之个体性的觉醒导夫先路，开启中国历史的“近世”之先声[33]。朱子所建立的新解经典范，完成了从《五经》到《四书》的大的典范转移，而且抟成“理”的哲学，建立“道统”之传承，排除汉唐诸儒于“道统”之外，特尊二程并以周敦颐（濂溪，1017~1073）置于二程之前。从14世纪以后朱子学成为东亚思想界的主流思潮[34]，影响至今绵延不绝。
再看日本的状况。从17世纪开始，古学派学者伊藤仁斋所建立的儒家经典诠释典范是以《论语》《孟子》为首出，这是一种以“人伦日用”为关键词的社会学的经典诠释典范。但是，到了17世纪古文辞学派的荻生徂徕则主张：“孔子生于周末，不得其位，退与门人脩先王之道，论而定之，学者录而传之，《六经》传与记是已。”[35]徂徕进《六经》而退《论》《孟》，不仅代表了从仁斋学深具社会学色彩的诠释典范，向徂徕学的政治取向的诠释典范之转换；而且，就徂来学中圣人地位之绝对化以及主观性之被排除这两项新发展而言，也可以被视为预告了日本的“近代性”之来临[36]。
[33][日]宇野精一：《五經から四書ヘ：經學史覺書》，《東洋の文化と社會》，1952年第1辑，第1～14页。
[34]Wing-tsit Chan (陈荣捷),“Chu Hsi’s Completion of Neo-Confucianism,” in Études Song in Memoriam Étienne Balazs, Editées par Françoise Aubin, Serie II, #I (Paris: Mouton & Co., and École Practique de Haute Études,1973), pp.60-90。中译本见陈荣捷：《朱熹集新儒学之大成》，收入氏著：《朱学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第1～35页。
[35][日]荻生徂徕：《论语征》，收入[日]关仪一郎编：《日本名家四书注释全书》，凤出版，1973年，第7卷，引文见甲卷，第1页。
[36]这是丸山真男（1914～1996）的创见，见[日]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52年、1972年，第80页，中译文见王中江译：《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