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人类病毒：人类世的生命同伴与历史主体
2021-10-26 19:24 来源：深圳社会科学
另一方面，在保存自身生物体生存的情形下，我们却又不得不将病毒作为我们的敌人来对抗和打击。而这一点也暴露出了本尼特政治生态学理论内部的局限性。因为在她的生机物质理论中，对非人类物质生机力和政治潜能的承认在一定程度上是要释放人类对于非人类的爱和价值的肯定，而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将具有生机活力的物质认为是好的或值得被爱的。在该书发表两年后的一次访谈中，本尼特特别提到HIV病毒。当面对HIV或新冠这样对人类造成伤害的病毒时，她说道：“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应该爱HIV,我也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爱HIV。它和人类的痛苦太过密切相连。尽管如此，它的生机力仍然值得尊重，比我们直接杀死这个病毒值得更多的尊重。更有效的疗法可以将它的病毒性降低，使得人类和非人类的共生成为可能。”[6]为此，她提及很多具有生机力的物质都可以对抗HIV,比如避孕套、实验器材或者调整人的身体进行性行为的具体方式等。“本尼特这种完全拥抱式的‘生机物质主义’需要我们拥有巨大的感受力和同理心，在判断善恶、好坏、痛苦与快乐之前，我们或许最应该做的是去尊重物本身，去尊重它们的生机力，用尽可能好的办法去维持人与物共生的事实和愿景。”[7]对病毒所怀抱的感受力和共生之感，显然也无法抹除病毒对我们造成的痛苦和死亡。我们在看到生态共生理论令人欣喜一面的同时，也在实际生存中遭遇到无法完全经受伦理检验的困境。
总体而言，不论是莫顿的“内爆整体论”，还是本尼特的“生机物质主义”，都让我们去反思到底是什么构成了我们，非人类物质与生命与我们的关系如何，以及我们应该寻求怎样的一种与非人类共生的方式。我们与病毒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既是敌对的，又是共生的。正是在这种人类与非人类、人类与病毒的辩证共生关系之中，病毒是我们的非人类敌人，却也在同时，是我们不可分割的同伴。病毒是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我们携带着它们，被它们护佑，同时也被它们威胁。因而，与病毒遭遇，并不是一场人类与病毒的零和博弈，而是寻求相互成就、相互共生的一个物种间的合作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