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人类病毒：人类世的生命同伴与历史主体
2021-10-26 19:24 来源：深圳社会科学
二、人类世病毒
在本体论意义上，可以说，我们与病毒处于敌人与同伴的辩证关系之中。然而，从SARS到新冠病毒，我们都意识到它们的到来，与其说是它们入侵了我们的身体和社会，而不如说是我们逾越了限度，首先招惹了它们。由于我们大量且无度地买卖、消费野生动物，病毒就不断地进入我们。 [1]因而，我们与病毒的遭遇是显著的人类世时刻。仅从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经历的几次大型疫情爆发来看， SARS，埃博拉，寨卡，中东呼吸症， H1N1和新冠病毒，都无一不是从病毒从动物到人类的一次次溢出(spillover)。这种动物传染性疾病（zoonotic diseases）尽管在流行病研究中已经不是新鲜的话题。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人口的加速流动和商贸的频繁所带来的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连接，也拓宽和加大了病毒扩散的渠道和可能性。而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研究已经表明，随着生态环境的破坏，尤其是森林采伐的加剧和生物多样性的锐减，会导致很多动物性疾病向人类群体传播。 [8]再加上，很多失去了原本栖居地的动物被迫涌入我们的城市环境中与我们共存。但不友好的城市环境，也会进一步加速动物性病毒往人类群体中跳跃和扩散。事实上，尽管没有完全直接的证据表明是气候变化导致了这次新冠疫情的爆发，但正如很多报道者和研究者都表明的那样，引发疫情爆发的原因就跟生态环境本身一样复杂。这里面或许并没有一个所谓一对一的因果关系，但诚如约翰·维达尔（John Vidal）所说，新冠病毒只是我们破坏自然的后果的冰山一角而已。因为人类活动，诸如修路、采矿、捕猎和砍伐，都会造成整个生态环境的破坏和生态平衡的打破。 [8]
恰如罗布·尼克松（Rob Nixon）所说，生态灾难往往是极其缓慢且通常是不可见的，可它所带来的很多后果却是充满暴力的。而且这种“缓慢的暴力”是极度深入和持久的。 [9]尼克松所称的这种“缓慢的暴力”在新冠疫情上也有所体现。尽管新冠疫情的爆发和传播速度极快，但它却是生态环境长久遭到破坏的一个症候。毫无疑问，新冠病毒是人类21世纪以来加速活动的后果之一，而它的暴力性在那些已经死去和正在经历痛苦和死亡的人身上，我们已经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除此之外，疫情对整个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的暴力冲击也还处在正在进行时。而这需要我们付出多大的心力去弥补还尚未可知。
[1]尽管最新研究已经表明武汉华南生鲜市场或许并不是病毒的发源地，但病毒与其可能的野生动物之来源的关联尚未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