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主义与“麦迪逊时刻”：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的历史实践
作者：席伟健 2020-05-14 11:1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为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现代民族国家的成文宪法，美国宪法的典范意义在于人们首次通过理性的辩论与抉择摆脱孟德斯鸠共和制理想框架和欧洲大陆近代主权学说的束缚，组建成不同于任何传统组织的有机政治共同体，并且在政府纵向权力的划分上开创了现代联邦主义政治“建立在多上的一”这一源头。
[摘 要] 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现代民族国家的成文宪法，美国宪法的典范意义在于人们首次通过理性的辩论与抉择摆脱孟德斯鸠共和制理想框架和欧洲大陆近代主权学说的束缚，组建成不同于任何传统组织的有机政治共同体，并且在政府纵向权力的划分上开创了现代联邦主义政治“建立在多上的一”这一源头。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开国之父”之一的詹姆斯·麦迪逊不仅亲身见证与记录费城制宪会议，更因为其对于不同倾向的政治意见的包容与调和而著称于世。他利用娴熟的政治技巧纵横捭阖，构建起了近代美国宪法那个曾被视为人类民主政治曙光却同时充满潜在冲突与悖论的框架。“麦迪逊时刻”既意味着两种近代启蒙理性与政治传统的交汇与融合，也为遭遇宪政危机的后现代西方政治体系提供现代性“源代码”的反思与借鉴。
[关键词] 共同体 宪法 联邦主义 多元社会 费城制宪会议
[中图分类号] K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575（2019）03-0070-08
引 言
1992年，福山曾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津津乐道地宣称，20世纪末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崩溃，证明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是“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标志着“历史的终结”[1]。但是，上世纪末以来的国际政治形势的此消彼长表明，他的乐观似乎是缺乏现实支撑的。近10年以来，中东颜色革命的“龙种”生出了IS这样的“跳蚤”。面对这种局面，福山也不得不无奈地承认，克服“末人世界”挑战的人类命运抉择最终要在于重建道德共同体[2]。普特南的研究表明，20世纪中期构成美国文明社会的道德社群（从家庭、街区，到教堂乃至工作场所）现在正受到冲击，许多指标显示美国社会总体组织社团的程度在下降，福山把这种现象称为“大分裂”。美国民主制度的效力与可信度开始受到质疑。
2016年底特朗普上台之后，一方面，其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政治举措进一步激化了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政治土壤中的种族矛盾和认同危机，撕裂了以往为经济发展的优秀绩效所掩盖的政治裂痕，美国南方诸州某些地方出现的以“Blood and Soil”为口号的极端主义万人大游行就是例证。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移民后裔青年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就业和经济发展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受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传播的极端主义宗教思潮的影响，前赴后继地奔赴中东，投奔比“基地”更极端的IS组织，从事暴力恐怖活动。这一现象更表明了几十年来西方的“普世价值”和“公民教育”在同化、融合不同宗教文化背景移民，塑造国族认同方面的彻底失败。西方民主国家的制度体系为何发生了这样的变迁？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西方民主理论的根基，无非是以多党政治和建立在选举制度基础上的代议民主为基础的理论学说体系。但是，大量研究表明，无论从思想史上看，还是从现实考察，选举制一直都有产生自然贵族的倾向，其所导向的是产生“陌生权贵”主导的“寡头政治”而非真正的民主制度[3]。
“二战”以来，世界民主浪潮中诸多国家的政治实践表明，从“麦迪逊式民主”到“华盛顿共识”的西方现代民主制度有效推行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民众具备共同的国族认同（identity of nation state）。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族整合（nation-building）未完成，启动民主化只会加剧种族、教派间的对立和矛盾，让其陷入混乱纷争的深渊，遑论建设现代化民族国家[4]。因此，如果后发展国家真想向寻找到改变本国混乱落后的政治现状，那么仅仅参考“华盛顿共识”是徒劳的，而是应该追溯美国现代民主政治的思想理念源头，并用比较的方法与本国政治传统相对照，进而为稳健可靠的政治改革提供理论资源。
一、美国危机：现代民族国家的首次立宪实践
1776年爆发的美国革命，是近千年以来西方历史上最重大的六次革命之一[5]，然而，它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了所谓“西方世界”的范围。这次革命在《独立宣言》中公开宣示了现代人类的觉醒，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历史上第一次成为政治共同体秩序奠定的基础，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基于民族认同而产生的国家，为立基于政治认同之上的现代国家的建立树立了样板。
美国独立战争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获胜了，但是代价却是高昂的：战争期间产
[1]Fukuyama，Francis.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2.
[2] 方敏、旷三平：《福山的“末人”之忧》，《现代哲学》，2014年第6期。
[3] 王绍光：《超越“代议制”的民主四轮驱动》，《社会观察》，2012年第5期。
[4]林海虹、田文林：《乌克兰的“民主化陷阱”》，《经济导刊》，2014年第4期。
[5]依照美国法学家哈罗德·伯尔曼的说法，深刻影响西方中世以后历史发展的六次革命分别为1085年的教皇革命、1517年路德引发的新教革命、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末的美国独立革命和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及20世纪初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
c4d032d1-1359-488d-9493-075c1cede8f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