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地区产业演进的规律与逻辑— 以深圳40年发展路径为例
作者:白积洋 2021-09-15 14:43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改革开放4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产业发展成绩,实现了从模仿、跟随式创新向竞争、自主创新的转变,从依靠“三来一补”加工贸易起家,成长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科技创新城市,形成了“加工—制造—创造”的持续发展路径。40年来,在国际产业分工背景下,要素禀赋的动态变化是产业发展、升级的直接动力,技术创新是重要推动力,市场和政府有机结合,合力促进了禀赋要素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要素供给、市场需求、技术创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等多重因素的共振、相互作用,实现了深圳产业发展和升级的持续性。
一、引言
学术界对落后经济体的产业演进与升级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长期以来李嘉图提出,而后经过赫克歇尔-俄林、克鲁格曼拓展形成的比较优势是一国或地区产业发展和演进的必要条件,如诸多文献认为东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实现了传统静态比较优势向动态比较优势的转化,进而避免了“比较优势陷阱”,走上超越式发展的道路,即落后经济体完成资本初始积累后,随着人力资本结构的提升,加强自主创新体系建设以及实施创新发展战略。 [1-2]但批评者认为,比较优势理论片面强调比较优势的自然演化,忽视了政府的作用。在欧美发达经济体,以及东亚和我国产业演进的过程中,政府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劳动力资源优势向资本和技术资源优势转化是政府推动加市场自然演化结合的结果。 [3]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提出了竞争优势理论,认为经济体的产业竞争力由生产要素、国内市场需求相关产业和支持性产业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同业竞争四个具有双向作用的主要因素,结合机会、政府两个辅助性变数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强调了市场竞争和政府的作用。 [4]林毅夫、李永军(2003)[3]认为,比较优势理论没有解释为何经济体在符合其比较优势的所有行业中必须有取有舍的原则;而竞争优势理论没有回答低收入国家是应该实行某种形式的经济赶超还是循序渐进的发展战略,形成自己高层次的竞争优势,以实现经济发展。因此,林毅夫等人(2012)[5]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认为产业发展和升级是由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升级内生决定的。在某一时点,如果按照给定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可以形成最优的产业结构,使企业自生能力得到发挥,从而促进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反过来会使资本积累增加,从而促进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要素禀赋的优化升级从根本上推动产业结构向更高层次演进,使产业结构由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不断向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变,再向更高层次的以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变,从而实现“要素禀赋提升-产业升级-经济发展-要素禀赋进一步提升”的良性循环,在产业演进过程中,“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