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标杆城市：理论阐释与愿景展望
作者：吴晓琪 2021-10-26 19:01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建设全球标杆城市是中国新时代的一项重大战略决定，必将对深圳乃至国家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然相关理论尚不成熟。总结全球城市研究的演进路程的基础，可知全球城市和全球顶级城市具备六大特征。而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球标杆城市应体现深圳特征、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影响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球标杆城市的定义是：源于深圳实践，具备全球顶级城市的一般特征，从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方面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适应未来城市发展需要、引领未来城市发展方向的全球城市典范。最后，前瞻性地展望2050全球标杆城市的蓝图并提出建设全球标杆的愿景与分阶段目标。
一、全球城市研究的演进之路
全球城市的理论研究宛如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穿过了时而舒缓、时而激越的四个阶段，期间涌现出彼得·霍尔、弗里德曼、萨斯奇亚·萨森、曼纽尔·卡斯特尔等知名学者，他们共同推动着全球城市研究不断前行。
（一）萌芽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前）
19世纪中期，伴随工业革命和世界贸易的繁荣，一批在世界经济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城市脱颖而出，引发学者开展研究。1889年，德国的歌德就使用“世界城市”（Weltstadte）一词对罗马和巴黎进行定位。1915年，苏格兰学者格迪斯（Geddes）在其著作《进化中的城市》中，提出并解释了“世界城市”这个概念，将其定义为经济全球化之前在世界商务活动中占主导地位的大城市。 [1]他只从商业角度研判不免显得单薄，但对世界城市研究的启蒙却不能忽略。
（二）成长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中，国际劳动分工加剧了空间层面的分散与集中并行的态势，少数大城市随着经济的发展，集聚了大量跨国公司总部和生产者服务业企业。敏锐捕捉到这种趋势和特殊城市形态的是霍尔、弗里德曼、萨森等学者，形成了竞相争艳的“世界城市假说” （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和“全球城市假说”（Global City Hypothesis）。
1966年，英国学者彼得·霍尔（Peter Hall）的《世界城市》出炉，标志着世界城市开始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得到系统的论证。 [2]该书极具创新性，用范围大小和强度两个概念来衡量城市的功能，从政治、贸易、通信设施、金融、文化技术和高等教育等方面对世界城市进行综合研究。1986年，美国学者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其基础上从新的国际劳动分工角度，提出“世界城市假说”。 [3]美国学者萨森（Sassen）在其1991年出版的《全球城市》一书中提出“全球城市假说”。[4]
尽管上述两个假说各有侧重并存在差异，但都准确抓住了经济全球化对城市发展的巨大影响，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城市和全球城市体系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流派林立的成熟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2000年）
以“世界城市假说”和“全球城市假说”为核心的全球城市理论，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讨论和争议，这使得全球城市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并形成了研究全球城市的各种理论流派。
一是以洛杉矶学派为代表的全球城市研究。其代表人物有斯科特[5]、戴维斯[6]、索亚[7]等。该学派独树一帜，对弗里德曼和萨森的全球城市理论过度偏重经济功能而忽视城市的政治、文化等功能提出了批评。他们从后现代主义理念出发对洛杉矶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除了经济因素，文化和意识形态在洛杉矶的发展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而提出全球城市的研究应该考虑到政治、文化、生态等多种因素。
二是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城市发展相互关系的研究。代表学者主要有卡斯特[8]、巴滕（Batten）[9]等。他们开始关注全球城市具备的新功能：信息服务功能，并提出了信息化城市（information city）的概念，他们认为全球城市是全球信息网络的主要节点，控制着全球信息的流动。 [10]
三是全球城市网络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英国拉夫堡大学教授泰勒为首的研究小组关注的则是世界城市之间的内在联系，实现了研究对象从“大都市到城市网络”的转变。他们通过大量案例的实证研究，测量全球城市网络作用力的大小及其形成的关键因素，认为全球城市是彼此相互连接的网络体系中的“全球服务中心”。[11]该研究成果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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