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过程中的就业性别差异： 内涵、历史与比较*
作者：罗哲 张俊锋 2021-10-26 19:01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现代化过程中就业女性始终处于缓慢而艰难的自我进步之中，工业化、启蒙运动、去传统化、去集体化、市场化和教育系统的发展都扮演重要角色。通过对历史文化传统与现代化进程的交互分析，挖掘在“个人—家庭—社会”三层次互动中就业女性的“脱嵌”与“再嵌入”行动，发现其嬗变路径在中西方存在明显差异。社会主义中国的巨大特色在于将工业化对女性就业的推动力（现实生活）与启蒙后女性解放的牵引力（意识理念），都统一到同一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中，超越了西方认识与实践（权利与能力）的割裂。现代化过程中女性人力资本得到极大增长，促进女性人力资本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在社会化劳动中取得性别间的良好合作，应是新时代的重大课题。
一、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就业中的性别差异是十分常见的现象，也有着深远复杂历史社会文化原因。这些性别差异通常表现为劳动力市场中的女性劳动者就业难、失业多、两性收入差距大、性别职业隔离、退休年龄性别差别、女性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等。 [1]（P1）相较于传统的经济学研究着重成本效益和效率而言，社会学研究主要从社会排斥以及社会网络[2-4]入手，试图寻找这种就业性别差异的社会根源。大量的研究集中于与性别相关的人力资本投资[5-6]、工资差异分析[7-10]以及性别职业隔离[11-17]，这类研究能够较为便利地利用统计方法和定量分析工具，大多是测量了特定时间空间下的就业性别差异特征，并作了一些跨地区的比较[18]和旧论重申，当然这些研究会与不同的议题，如市场化改革[19-20]、户籍制度[21-22]等联系在一起，常见的在研究的最后一部分还会以要求加强立法的形式对消除就业性别差异作出呼吁。但这些研究都没有将就业性别差异放置于宏观的社会历史变迁中考察，也就是忽视了其在马克思话语体系下的“历史性”，如果按照吉登斯对社会再生产与系统再生产的划分[1]，现有的研究至多只是在社会再生产的研究框架下去分析就业性别差异，缺乏在系统再生产层面上的相应理解，因此这些研究也会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研究结论通常也是跟随社会主流价值的自我证明。
男女劳动上的差异古而有之，有些学者将其简单归结到男女生理差异上，这种观点固然是有其可取之处但过于简单。争取男女平等应当正视男女客观的性别差异，根据性别差异确定适当的性别分工，这种差异可以缩小但不能完全消除。 [23]这种观点富有远见。要理解就业性别差异，就需要意识到男女劳动上的差异是何时才会变成就业性别差异？亦即是什么使得男女进入劳动力市场并同台竞技，而又由于事实上的差异和观念上的平等（这种平等观在未经考察之前也是悬置的）之间的矛盾，就业性别差异成为一个困扰着许多个体的生活问题、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换言之，即触发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言的“支配结构、表意结构和合法化结构”[24]（P99）以及此三者的转换链条而形成蕴含着就业性别差异争端的话语形态、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女性主义及其研究者一直是性别差异研究的主力军，但其相关讨论往往观念先行，脱离实际。夏国美（2013）指出“女性主义理论呈现出多元化视角和各种观点间相互矛盾、自我否定的状态,在根本上源于对“行动起点”和“主义起点”的混淆。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宏大的历史运动,今天陷入找不到出路的天罗地网,也需要重新审视自身的出发点”。[25]回归现实和行动至关重要。
本文通过分析系统再生产，即通过分析历史上相应的话语形态、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提取出冷冻于其中的就业性别差异形态变化，以此理解并试图分析在下一个社会历史阶段就业性别差异的可能样态。进行这一研究的关键在于理解女性在就业及其选择中的行动。杨菊华在《边界与跨界：工作-家庭关系模式的变革》一文中将女性就业和家庭对立起来并衡量其张力和边界[26]，仍未走出西方这种二取其一的研究范式困境，反而忽视了家庭和家务劳动正是女性走向社会的起点，忽视了个体化在中国并不是在西方语境中的“为自己而活，为自己而死”[27]（P175），“个体—社会”需要由“家庭”加以中介而体现成在“个体—家庭—社会”三个层次间的互动过程。本文选择英国和中国两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作交互分析，前者是老牌的发达国家且是工业革命的爆发地，后者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且有着数千年的农业社会历史，希望刻画女性在个人—家庭—社会这三个层次的互动中与就业性别差异样态形塑相关的“脱嵌”与“再嵌入”行动，探寻就业女性如何穿过现代化并成为自身。
[1]社会再生产是指共同在场情境下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系统再生产是指跨越一定时空范围的行动者或集合体之间的交互关系。具体参见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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