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过程中的就业性别差异： 内涵、历史与比较*
作者：罗哲 张俊锋 2021-10-26 19:01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现代化过程中就业女性始终处于缓慢而艰难的自我进步之中，工业化、启蒙运动、去传统化、去集体化、市场化和教育系统的发展都扮演重要角色。通过对历史文化传统与现代化进程的交互分析，挖掘在“个人—家庭—社会”三层次互动中就业女性的“脱嵌”与“再嵌入”行动，发现其嬗变路径在中西方存在明显差异。社会主义中国的巨大特色在于将工业化对女性就业的推动力（现实生活）与启蒙后女性解放的牵引力（意识理念），都统一到同一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中，超越了西方认识与实践（权利与能力）的割裂。现代化过程中女性人力资本得到极大增长，促进女性人力资本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在社会化劳动中取得性别间的良好合作，应是新时代的重大课题。
三、穿过现代化：就业女性的历史考察
（一）前工业时代：与家务劳动紧密相关的“个体”悬浮
中世纪后期，城市的发展与人口增长带来了许多工作需求，女性被吸引进入城镇[30]（P62），主要从事女佣、小贩、售货员、丝绸制衣、烤匠、鞋匠、裁缝、染色工等职业[28]（P64-66）。资本主义萌芽业已出现，家长将少女送到富人之家充作女仆，获得工资性收入以减轻抚养压力，为未婚女性提供了经济独立的可能，使她们将结婚年龄推迟，避免过早地补贴丈夫[31]（P65-67）。在中国近代同样有从事女仆工作而获得不进入婚姻能力的例证，19世纪东南沿海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下南洋从事居家女仆工作的“妈姐”（自梳女）群体，表现出相似的经济独立性并选择姐妹结伴生活终身[32]。这在历史上给予了女性另一个可能，即从“家庭”到“家庭”（从女儿到妻子）的人生固定轨迹中加入了作为“个体”悬浮在社会的可能。这一时期就业女性的典型特征是离开家庭，获得工资，进入陌生人社会，如候鸟般穿梭于农村和城市[28]（P69）。与家务劳动相关的短工是女性主要就业形式。当时的女性就业只是农业生产的一个补充。男性所能从事职业的范围远大于女性，而且具有向上的可能性，能够利用所从事的职业建立一定的社会影响。在同期的中国，男性可以科举入仕而女性只能妻凭夫贵，当时的情况大体与英国相同。英国与中国的就业女性在这一时期没有太大区别。
（二）工业革命：微薄的收入和被隐去的家庭
有学者认为传统上按照社会性别分工，男性进入就业市场并被看作是一种固有的模式，女性则以母亲和妻子的角色在历史中留下痕迹。工业革命后，随着大工厂生产取代手工业生产，作为工人的男性其就业模式才被固定下来。承接前工业时代，与家务相关的劳动仍是女性参与就业的主要形式，就业性别差异的研究需要聚焦女性[28]（P66）。获得工资性报酬是女性实现从“社会性别分工”到“劳动力市场分工”的重要跨越。女性离开家庭，进入社会获取工资是其进入就业领域的重要的标志[33]（P65）。工业革命对就业性别差异的影响具有多重性。一些学者认为工业革命期间经济发展为工薪阶层女性提供大量工作机会，带来了妇女解放，而另一些学者认为前工业时代男女更加平等。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女性参与率由1871年的31%下降到1891年的27%，再下降到1911年的26%，直到1931年仍在27%左右徘徊。女性去工作，并非创造了大量工作岗位和女性解放，而是因为贫困[34]。19世纪中叶就业女性大都从事针织业，低工资、12-14个小时的超长工时使她们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没有时间获得知识和进行社会交往[35]（P3），同时也失去了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这一时期的女性与前一阶段的状况不同，她们离开家庭，进入社会和劳动力市场更为彻底，她们更多地以一个独身者的形象出现。其收入水平不足以如男性一般负担起整个家庭的开支，只能作为家庭收入的补充或仅能养活自己[31]（P13），[35]（P62）。在同期的中国，纺纱厂中的女性包身工，也有类似境况[36]（P105-107），[37]。她们或是独身者，或如德莱塞（Dreiser）所描述的那样：她们的家庭不愿意接济或和她们一起共同生活；丧偶、离婚或被抛弃；在家中感到受到限制、侮辱、虐待、厌恶[35]（P1-2）。她们的特征就是作为个体，为生活所迫。在传统的历史分析里，家庭被视作是一个经济单位。德莱塞（Dreiser）所提供的分析框架被认为超越了传统的历史学分析模型，但只是打破家庭的利益垄断的开始。应当承认，研究就业性别差异一定要将女性放置于家庭之中，不能将其与工作割裂开来。家庭是女性公共生活的起点，也是其通向社会的窗口，工作很大程度上与家庭责任等紧密相关。[38]（P12-105）这是由女性从家庭逐步走向家庭与社会二者平衡的历史路径，由脱离原有的家庭分工和家庭结构的“脱嵌”过程和融入社会、兼顾家庭、在新的社会和家庭结构中自我形塑新的角色的“再嵌入”过程所共同决定的。因此，不存在把女性作为一个抽象绝对的全能的或潜能无限的个体来看待的“超越家庭”[28]（P10）的研究范式。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原有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方式瓦解，意味着系于家庭的围绕生活生产展开的两性合作关系的崩离。无论对于男性还是女性，都需要接受劳动的社会化。女性从“家庭”走向“社会”，被迫作为“个体”悬浮，即便能够重新组建家庭，也无法延续过去的生产方式。社会化劳动成为唯一的生存方式，而不是对原有农业生产的补充。从工业革命前，乃至到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就业从来就不是“主义起点”或“观念先行”的。当时女性赋闲反而是中产阶级的象征[39]（P109）。对于就业女性，就业是一个生存问题而绝非自我的解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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