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过程中的就业性别差异： 内涵、历史与比较*
作者：罗哲 张俊锋 2021-10-26 19:01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现代化过程中就业女性始终处于缓慢而艰难的自我进步之中，工业化、启蒙运动、去传统化、去集体化、市场化和教育系统的发展都扮演重要角色。通过对历史文化传统与现代化进程的交互分析，挖掘在“个人—家庭—社会”三层次互动中就业女性的“脱嵌”与“再嵌入”行动，发现其嬗变路径在中西方存在明显差异。社会主义中国的巨大特色在于将工业化对女性就业的推动力（现实生活）与启蒙后女性解放的牵引力（意识理念），都统一到同一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中，超越了西方认识与实践（权利与能力）的割裂。现代化过程中女性人力资本得到极大增长，促进女性人力资本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在社会化劳动中取得性别间的良好合作，应是新时代的重大课题。
（四）现代化社会：解放的女性，教育系统和社会主义
女性就业地位虽然一直处于弱势，但从历史角度看，还是处于不断进步的进程，教育培训起到重要作用。二战后，女佣工作在女性就业中仍占有很大份额，当时的英国政府决意从人力资源培训着手，由女性培训和雇佣中央委员会（Central Committee on Women’s Training and Employment）组织和提供相应的支援性培训以提高女性从事家务服务的专业技能，以及建立女佣劳动力交易机制以补充私人部门的不足[38]（P83-85）。随着教育的介入，个体的女性在就业问题上越来越有选择权利。尽管这种选择仍将家庭整体利益作为考虑，这种并不彻底的个体化恰恰是启蒙以后，尤其是现代化完成或接近完成时，现代制度建构完成和重构开始所赋予个人的制度化的个体性和不得不行使的自由。自由预示着权利的获得，但更重要的是相应的能力增长，为权利行使赋予内容。
女性相对于男性的人力资本弱势，也可以从教育系统中寻找蛛丝马迹。英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虽然部分学校仍对女生设有门槛，但很多女孩都富有求知欲和上进心。“一个不那么灵光的女孩，学习得如此地吃力，也跟不上别的同伴。她非常希望得到老师们对她的重视和青睐……”[43]埃利斯 （Ellis）认为这些在欲求不得阴霾下的种种绝望，只指向一个事实：没有人可以掌握如此多的知识。教育系统和知识体系在其看来，是过分的要求。如果被迫通过教育系统进行社会化，随之而来的可能是压抑和焦虑。这种来自教育和知识系统的焦虑是跨越性别的。这段描述指出的是，当女性初次于历史中进入教育系统时的这种焦虑被首次观测到。在传统中国，教育权由男性独享，直到近代教会女校的出现才打破了男性独享教育的首个缺口[44]。中国近代最早的女子学校是1844年由英国教会艾德斯里（Aldersley）女士创办的，把女孩送去学校的多是贫困人家。直到1919年后教育政策放开，女孩才有机会被送到国外，如到日本学习。这一时期女性接受教育大多是由于家庭困难，而非出于在事业上有所追求，寻求自我改变。 [38]（P89-92）教育机会的获得意味着女性的知识增长，进而导致其他领域的权力增长，即预示着女性获得更多的自我提升机会。因为在教育系统中，更重视个人的绩效评价，即在校成绩而非家庭出身和家庭贡献，在校成绩实际上完成了将女性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纳入社会的一套明确的等级序列的整合。经受教育的女性从事专业性或知识性工作也变得理所当然[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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