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过程中的就业性别差异： 内涵、历史与比较*
作者：罗哲 张俊锋 2021-10-26 19:01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现代化过程中就业女性始终处于缓慢而艰难的自我进步之中，工业化、启蒙运动、去传统化、去集体化、市场化和教育系统的发展都扮演重要角色。通过对历史文化传统与现代化进程的交互分析，挖掘在“个人—家庭—社会”三层次互动中就业女性的“脱嵌”与“再嵌入”行动，发现其嬗变路径在中西方存在明显差异。社会主义中国的巨大特色在于将工业化对女性就业的推动力（现实生活）与启蒙后女性解放的牵引力（意识理念），都统一到同一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中，超越了西方认识与实践（权利与能力）的割裂。现代化过程中女性人力资本得到极大增长，促进女性人力资本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在社会化劳动中取得性别间的良好合作，应是新时代的重大课题。
追求极致的个人主义是否已走到尽头，以至于仍受家庭“牵绊”的女性精英陷入困境，她们无力从其中出走，除非牺牲家庭，而有趣的是，在东方，社会主义制度为女性提供了另一条道路。中国在一定时期所实行的公有制单位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就业性别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社会主义社会基本规律和价值理念决定的。 [36]（P373）为摆脱私有制和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恩格斯提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以使妇女在经济上不再依赖男性；第二个先决条件是必须依靠现代大工业，只有在高度民主发达的工业社会里，才可以想象妇女能够真正得到解放；第三个先决条件是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把私人的家务劳动逐渐融化在公共的事业中。 [49]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公私领域说的否定。公私领域说深受自由主义，尤其是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公共领域结构转型思想的影响，其核心在于将女性的价值及其实现方式划归私人领域且遵从自律原则，免除公共领域对其干预的政治职责。 [50]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就业政策的干预，女性参加社会劳动的人数空前提高。1949-1957年全国范围内增加女职工200多万人，单单1957-1958年1年，女职工总数就由300多万增加到750多万，比新中国前增加十倍多，到1959年底全国女职工总数达到800多万，比1957年增加500多万人。 [51-52]妇女就业人数大增，妇女就业地位也空前提高，涌现了大批优秀先进妇女的典型，遍布于各条战线，如山西省第一女投递员傅振寰，担架女英雄拖拉机手董力生，新中国第一女调度员孙孝菊，斯大林奖金获得者丁玲等。她们承担了以前只有男性才能承担的工作，为女性树立了榜样，鼓励了全国妇女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同时也用历史证明，社会主义中国为妇女的解放和自我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53]。社会主义的女性就业政策还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妇女运动的最终目的是要使全体女性参加社会劳动，由此建立起富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单位保障制度。这是西方自由主义单打独斗的女性无法具备的，再者，从精神上，社会主义建设也使妇女具有积极的劳动热情，有别于西方的女性离开家庭以后从就业中无法寻求到自我实现的价值。因为个体的价值必须在更大的范围内才能获得实现的条件和环境，个体的自我实现必将镶嵌在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中，通过“寻求—完成—再寻求”，找准自己的社会和历史站位。相比于西方的女性就业，社会主义中国的巨大特色在于将工业化对女性就业的推动力（现实生活）与启蒙后女性解放的牵引力（意识理念），都统一到了同一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中。改革开放后市场化改革推进，取消工作分配，女性就业原有的种种优惠和照顾政策越发无力；招工过程女性就业难，女大学生分配难，下岗人员中女性占6成，女性职业地位下降等相继出现。 [54]女性在失去了政策的倾斜后明显处于劣势。 [55]这种劣势延续至今，而且在全面二孩放开后可能会越演越烈。中国的女性面临可以预见的两个选择，一是回归家庭，一般被解读成依附男性的传统；二是更加独立，不排除否定和排斥传统的家庭生活和建构。朱贻庭教授认为这取决于女性的就业素质（包括心理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能否适应改革开放和“两个根本性转变”（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转型）的问题。 [56]有没有介于其中的第三条道路？能否通过立法程序和形式，去取得这种家庭与职业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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