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学核心价值的21世纪新意义
作者：黄俊杰 2020-05-14 11:1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将朱子学置于21世纪新视野之中，探讨朱子学中的“理一分殊”说、“仁”说与“公共”精神，在全球化时代所具有的新意义。
一分殊’之谓也。”[1]“理一”与“分殊”之关系乃相即而不相离。我过去的研究曾指出：“在朱子学的‘理一分殊’论中，‘理一’与‘分殊’并不相离，‘理一’融渗于‘分殊’之中。换言之，只有从具体而特殊的‘事’之中，才能观察并抽离出抽象而普遍的‘理’。也就是说，‘共相’存在于‘殊相’之中。”[2]“理一”与“分殊”在理论上可以区分，但是在实际运作中却是不断为两橛，“理一”通贯于“分殊”之中，又在“分殊”之中才能体现“理一”。
朱子的“理一分殊”说在21世纪之所以取得新意义，主要原因在于“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两大潮流的激荡，涉及“一”与“多”的互动与争衡，迫切需要从朱子“理一分殊”的智慧中汲取新的灵感，在诸多不同宗教与文化的碰撞之中，求同存异，在“分殊”之中求其“理一”。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同”的重要性特受重视，孟子称赞舜“善与人同”[3]，并告诉齐宣王狩猎场应“与民同之”[4]。洎乎汉末，儒学衰微，新道家兴起，“异”的价值才受到重视[5]。但是，在21世纪中国文化与异文化接触互动时，如何在“异”中求“同”，才更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正是在求“同”存“异”这个问题上，朱子的“理一分殊”说特别具有当代的新启示。
朱子的“理一分殊”说建立在的“理”“气”不离不杂的哲学基础之上。既受程颐与张载的启发，又与佛教华严哲学有其渊源关系[6]。抽象的“理”既存乎具体的个别现象或存在（“气”）之中，又超越于其上。朱子的学说对“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激荡的新时代具有极为重要的启示。
但是朱子“理一分殊”说的“理”的性格却值得进一步分析。我过去的研究曾归纳朱子思想中的“理”的特质有五：（1）“理”（或“道”）是一元的；（2）“理”可以在林林总总的具体历史事实之中以不同方式呈现出来；（3）“理”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存在，它是永不灭绝的；（4）“理”的延续或发展，有待于圣贤的心的觉醒与倡导；（5）历史中之“理”具有双重性格，“理”既是规律又是规范，既是“所以然”，又是“所当然”。[7]具有这种特质的“理”既存在于圣人的心中，又可以如朱子所说“流出来”[8]“仁”“义”“礼”“智”“信”等行为。那么，这种意义下的“理”
[1][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三六《谟录》，《朱子全书》第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222页。
[2]黄俊杰：《全球化时代朱子“理一分殊”说的新意义与新挑战》，《儒家思想与中国历史思维》，台大出版中心，2014年，第297页。
[3]《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
[4]《孟子·梁惠王下》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
[5]参看Ying-shih Yü, “Individualism and the Neo-Taoist Movement in Wei-chin China,” in Donald Munro ed., Individualism and Holism: Studies in Confucian and Taoist Value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5, pp. 121-156。中译本：余英时：《魏晋时期的个人主义和新道家运动》，《人文与理性的中国》，程嫩生、罗群等译，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8年，第23～58页。
[6]陈荣捷先生已指出此一事实，见陈荣捷：《中国哲学文献选编》下册，杨儒宾等译，巨流图书公司，1993年，第753页。《华严经》云：“譬如净满月，普现一切水”，见[唐]实叉难陀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二三，第24品，大藏经刊行会编：《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0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第122页；《华严经疏》的“大海十相”之喻（见[唐]澄观撰：《华严经疏》卷四四，《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5册，第833页），《大集经》的“大海印”之喻（见[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谶译：《大方等大集经》卷一五，《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3册，第106页），均可视为“理一分殊”思想之渊源。
[7]黄俊杰：《儒家思想与中国历史思维》，第202页。
[8][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九八《义刚录》，《朱子全书》第17册，第33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