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学核心价值的21世纪新意义
作者：黄俊杰 2020-05-14 11:1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将朱子学置于21世纪新视野之中，探讨朱子学中的“理一分殊”说、“仁”说与“公共”精神，在全球化时代所具有的新意义。
简言之，即是：仁者，爱之所以然之理，而为心所当具之德也。[1]
牟宗三先生进一步解释朱子的“仁者，爱之理”的涵义是指“爱之存在的存在性”[2]，最能探骊得珠，切入朱子“仁”学之肯棨。
朱子“仁”说东传日韩地区之后，引起极大回响。朝鲜时代（1392～1910）儒者如郑介清（1529～1590；中宗24年～宣祖23年）、尹舜举（1596～1668；宣祖29年～显宗9年）、柳致明（1777～1861；正祖元年～哲宗12元）、徐圣耈（1663～1735；显宗4年～英祖11年）、李野淳（1755～1831；英祖31年～纯祖31年）、李滉（1501～1570；燕山君7年～宣祖3年）、金昌协（1651～1708；孝宗2年～肃宗34年）、李喜朝（1655～1724；孝宗6年～景宗4年）、李縡（1680～1746；肃宗6年～英祖22年）、韩元震（1682～1751；肃宗8年～英祖27年）、金乐行（1708～1766；肃宗34年～英祖42年）、李象靖（1711～1781；肃宗37年～正祖5年）、金履安（1722～1791；景宗2年～正祖15年）、李震相（1818～1886；纯祖18年～高宗23年）、郭钟锡（1846～1919；宪宗12年～日据时代）、李显益（1678～1717；肃宗4年～肃宗43年）、杨应秀（1700～1767；肃宗26年～英祖43年）、柳长源（1724～1796；景宗4年～正祖20年）、金宗燮（1743～1791；英祖19年～正祖15年）、李仁行（1758～1833；英祖34年～纯祖33年）、柳栻（1755～1822；英祖31年～纯祖22年）、李秉远（1774～1840；英祖50年～宪宗6年）等人，均撰文探讨朱子的仁学论述，各家论述虽有不同，但祖述朱子仁学则无二致[3]。德川时代的日本儒者如伊藤仁斋（维桢，1627～1705）、浅见絅斋（1652～1711）[4]、丰岛丰洲（1736～1814）[5]、赖杏坪（1756～1834）、山崎闇斋（1619～1682）[6]、都撰有以《仁说》为题的论文。此外，伊藤东涯（名长胤，字原藏，1685～1780）、贝原益轩（名笃信，号损轩，1630～1714）、荻生徂徕（物茂卿，1666～1728）、久米订斋（顺利，1699～1784）、高半、大高坂芝山（1647～1713）、蟹维安（号养斋，1705～1778）、平瑜（平俞）、中井竹山（号积善，1730～1804）、上月专庵（信敬，1704～1752）、太宰春台（1680～1747）、海保渔村（1798～1866）、薮悫（薮孤山，1735～1802）、渡边弘堂（1689～1760）[7]、藤原惺窝（肃，敛夫，1561～1619）、山鹿素行（名高兴、高佑，1622～1685）、雨森芳洲（名俊良，字伯阳，号芳洲，1668～1755）、中村惕斋（1629～1702）、大盐中斋（平八郎，1794～1837）[8]、佐藤一斋（坦，大道，1772～1859）[9]、帆足万里（1778～1852）[10]等人在各自著作中，也对朱子“仁”学多所探讨。我们如将日韩儒者对朱子“仁”学之论述比而观之，则朝鲜儒者浸润在朱子学思想之中，登堂入室，深入朱子仁学的“诠释之环”（Hermeneutical circle），至于行文通畅，文理密
[1]5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3册，正中书局，1968年，第244页，第244页。
[2]6以上朝鲜时代的儒者著作，均见于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全350册，民族文化推进会。
[3]7两位日本儒者著作见于《近世儒家文集集成》，株式會社ぺりかん社。
[4]8[日]丰岛丰洲：《仁说》，关仪一郎编：《日本儒林丛书》第6册，凤出版，1978年。
[5]9相关著作见于井上哲次郎、蟹江义丸编：《日本伦理汇编》全10册，育成会。
[7]相关著作见于关仪一郎编：《日本儒林丛书》全14册。
[8]相关著作见于井上哲次郎、蟹江义丸编：《日本伦理汇编》。
[9][日]佐藤一斋：《言志晚录》，国语汉文研究会编、简野道明校阅：《言志四録：新注》，明治书院，1936年。
[10][日]帆足万里：《入学新论》上卷《原教第一》，五郎丸延、小野精一编：《帆足万里全集》，帆足记念图书馆，192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