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苏联对国共两党援助比较研究
作者：张龙杰 2020-05-14 11:1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全面抗战时期苏联对国共两党的援助在时间、方式和总量上都有非常大的差异。
援助尽管有实用主义色彩，从苏联国家利益角度而言，尚无可厚非，但《苏日中立条约》对中国主权的破坏则是典型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极端的民族利己主义。
苏联对华的最低限度援助是苏联谋求的最大限度收益，其不仅体现在对华政策上，还具体体现在对国共两党的差别化援助政策上。国民党掌握200万正规军，中共势单力薄，在苏联的抗日导向下，必须援助国民党；中共作为全面抗战苏联所输出和培植的革命力量，不得不援助中共。因此，苏联对华援助形成从国共两党实力出发，以抗日所需援助国民党，同时保持对中共的最低限度援助，既不至于失去中共这颗革命火种，又不会因过多援助而遭国民党反对，在同国民党保持良好合作抗日的前提下，维护国民党主导下的抗日统一战线，兼顾中共的发展，从而以最低限度援助，获取对华援助和抗日的最大限度收益。
（二）苏联对国共两党采取差别化援助政策的原因
苏联对国共两党的援助，有“武器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1]的说法，按照一般逻辑，苏联、共产国际理应把主要援助给予具有同志情谊的中共，而不是曾反苏的国民党。事实上，苏联在《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通过国民政府的对华援助意在支援统一战线下包括国共在内的抗日共同体。1937年9月，国民党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谈话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红军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此种情况下，苏联的对华援助通过国民政府这一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进行，是正当合理的，但随着抗战的进行，国民党非但未将苏联对华援助发与中共，反而制造摩擦，从防共走向反共，中共不得不依靠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暗中接济”，而苏联从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和收益角度考虑，都只能给予中共最低限度援助。
1. 唯实力论。全面抗战时期，苏联把大批军援提供给国民政府，基本上没有给中共，从法理性角度而言，似无不妥，国民政府是国际上承认的中国中央政府，苏联只与国民政府存在外交关系，苏联如若绕开国民党对中共大规模援助会有输出革命之嫌，于国民政府而言是一种反政府行为。但值得注意的是，停止内战和任何敌视中共之行动是苏联援助国民政府的条件之一，国民党在全面抗战后的反共政策与苏联这一精神相违背，中共无法获得国民党的作战补给，苏联便有理由对中共提供援助。因此，单纯从苏联对中共援助合法性角度的分析并不适应国共存在斗争的复杂情况。
苏联将援助主要给予国民党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唯实力论”的策略，蒋介石是苏联眼中的抗战实力派，对国民党的全力援助是其从实力选择的结果，这形成了苏联的片面援助政策，对中共力量的估计不足，影响了苏联对中共的判断，“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要想成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者，还显得孱弱。要把群众争取过来还需要时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很难说。此外，帝国主义大国未必容忍中国共产党取代蒋介石。”[2]苏联以静止的观点看待中共，对中共缺乏正确的认识，逐渐形成“国民党优先”的思维。
2. 抗日导向下对国民党的妥协。卢沟桥事变之后，国民党对于苏联的战略价值是远高于中共的，苏联对中国的革命输出退居次要，联合国民党阻击日本是苏联对华工作的一个重点，苏联将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相分离的同时，又把二者相对立起来，认为发展同国民政府的外交关系，就要限制同中共的关系，意识形态只能让位于国家利益，其实质是苏联对外实用主义超越了国际主义。
苏联对华援助鲜明的抗日导向造成倚赖蒋介石的结果，致使其维持抗日统一战线的天平愈发向蒋介石倾斜，苏联对国民党反共政策的态度中表现出一种绥靖主义，这也令国民党在抗战时期的反共道路上不断走远。苏联对国共之间的斗争，一方面同情支持中共，批评和谴责国民党；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共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过激”，试图加以限制，欲以此来稳固抗日统一战线。但苏联对中共的支持又不够坚决，1937年王明从苏联回国，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在中央鼓吹“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与苏联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姑息国民党的右倾妥协政策是一致的。
国民党对苏联与中共之间的接触极为敏感，对双方往来进行严密监视，1939年9月3日，蒋介石在与孙科谈及苏联援共之事，指示孙科“如再有人提议以俄货由俄接济共党之说，请兄严词拒绝，切
[1]奥托·布莱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263页。
[2]瓦·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第9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