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光棍的主导类型及其自我认同机制*
作者：黄佳鹏 2020-09-02 10:37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在不同社会经济结构下，农村光棍的形成难以简化为单一类型，而依循不同年代呈现出各自的主导类型。
（二）M村的田野素描与光棍现状
M村位于浙江省北部，属杭州经济辐射带。全村230户、700人，220亩耕地（旱地和水田）、6200亩森林，是一个典型的山多地少的小村落。目前全村男性共370人，女性330人，但18至60岁之间的成年男女比在105%左右，在人口学上属于合理范围，并没有出现较严重的性别比失调。在生育观念上，逐渐从“男孩偏好”转向“男女均衡”，但改革开放前存在显著的性别比失调。从经济分层结构来看，该村既有小作坊式经营，也有外出办大企业的民营老板，还有特色的民宿旅游业，但以打工经济形态为主。与中西部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不同，本地青壮年劳动力大多在本地县域范围内务工，甚至是在本街道就近务工，呈现多元化的务工形态，既可以进厂做流水线工作，也可以凭借自己的手艺（石匠、木匠或油漆）在装潢业谋出路。该村目前共有光棍32人，但仍有15位20世纪90年代初出生的未婚男性，这15位男青年在当地村民眼中已到了婚配的“晚期”，一旦三年内无法获得婚配机会则极有可能沦为光棍。访谈当地村民得知，当地男性的适婚年龄为24岁至26岁，除非因学而被迫推迟婚配，但无论如何在30之前都要成婚，否则在当地村民看来就要面临“打光棍”的风险。因此，在本文中，光棍是指因各种原因而没有妻子的30岁以上男性。
三、M村光棍的年代分层及其机制分析
虽然M村的光棍总体数量不多，但所占的比例较高，且呈现出显著的年代分层特点，需进一步具体分析各年代分层背后的机制。抛掉对光棍形成的归因分析，下面从村庄个案的实际出发，厘清不同年代光棍形成背后的逻辑，并对这一年代的光棍特点进行阐释。
（一）“代内剥削型”光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在70年代左右便到了适婚年龄，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婚配，且男性普遍结婚年龄为十五六岁，最晚不超过18岁。当时的M村是一个偏僻的小村落，四面环山，整个村沿着一条溪流呈狭长状形成，交通非常闭塞，农业剩余较弱，村民在家务农收入微薄，甚至连温饱都很难保证。但这种落后的条件并没有导致光棍的大量产生，整体而言光棍较少，且光棍均为家里的长子。
1.光棍数量较少的因素探讨。首先，婚配缔结的超越性意义。婚配不仅是男女青年的个体性事件，也是父母的人生任务和村庄的公共大事。在“延续香火、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下，成家立业、发展农业生产是农民的共同目标，因而婚配具有了超越个体的生产与价值意义，得到家庭和村庄社会的支持和结构约束，排除了因个体性因素而无法成家的情况，婚姻大事成为村庄的公共性事件，是村庄社会有序运行的关键一环。
其次，童养媳与“互换式”并存的婚配模式。童养媳是指由婆家养育女婴或幼女，待到成年时正式结婚。这种婚配模式本质上是一种“非法”但却在建国初期广泛存在的事实，通过将他人主动“遗弃”的女婴当作未来的儿媳来抚养，以缓解多子成婚带来的压力，是传统社会遗留下来的风俗，直到70年代后随着法律的健全而逐渐消失。除童养媳之外，这一时期光棍数量少还在于“互换式”婚姻的大量存在。所谓“互换式”婚姻，是指两个家庭之间相互成为亲家，即，“甲户的女儿嫁给乙户的儿子，同样，作为交换条件，乙户的女儿则嫁给甲户的儿子”。
其三，农村女性的依附性地位。在男性主导的传统社会中，女性的依附性一直较强，尤其是在农村，女性是依附男性而生存的。改革开放之前，工业还未发展起来，农村人口的外流受到限制，所以那个年代的农民“安土重迁”的观念很强，眼里只有农业生产。而在农业生产中，需要强壮的劳动力支持。农业生产全靠人力“精耕细作”的时代背景决定了女性的依附性较强。在访谈中发现，这一时期出生的女性在丈夫发生意外或得病过世后，都会选择改嫁，这在一定程度上又缓解了当地男性的婚姻压力。
2.长子占主导的现象剖析。婚姻市场的局限性以及代内剥削是长子占主导光棍的深层次因素。那个年代的婚姻市场仅限于本地，以本村为主，扩大至临近几个自然村，这些相互临近的几个自然村构成了当地婚姻市场，女性资源相对稀缺，导致当地中青年男性面临较大的婚姻压力。与非长子相比，长子在婚姻市场上明显处于劣势，因为长子对大家庭肩负责任，不仅承担着整个家庭的生存和发展，而且在“长兄如父”的观念指导下，长子对弟弟妹妹的成长、成才乃至成家都负有主要职责，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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