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本雅明与波普尔历史哲学思想的同构性
作者：荣伟杰 2021-10-26 19:01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一般看来，作为20世纪著名思想家，本雅明和波普尔的学术背景与方法迥异，观点和立场相反前者是马克思的发扬者而后者是其批判者。此类观点仅有最表面的合理性。事实上，二者在历史哲学这个重合的问题域中持有完全同构的观点，这表现为本体论上的反对历史主义普遍叙事，也见诸方法论上的回归当下与注重细微。这种同构性内在并独属于他们二者，不能平庸地替换为相同流派的其他思想家。因此，本雅明和波普尔在历史哲学领域的关系值得重估。同样，对二者思想进行贯通理解的尝试也应在充分评估这种关系的基础上展开。
三、历史哲学方法论：回归当下并且见于细微
波普尔认为历史主义导致恐怖的策略。由于它对理想过于迷信，社会改造就变得愈加重要。这常常导致整体主义（总体论）的乌托邦。根据波普尔，整体主义有无可救药的弊病—它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整体主义的变革越大，他们的未意料到的和极不希望出现的反响也就越多，从而迫使整体主义工程师不得不采取渐进改进的权宜措施”。[7]如果抹杀他者（在本体论上）意味着历史主义何以是不合法的，那么整体主义（在方法论上）则表明它何以是不可能的—这种权宜之计必然使得乌托邦的工程师不断地去做他不想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它将导致众所周知的无计划的计划。在此，由于历史主义者事先就一口咬定彻底改造是可能的和必然的，他就不得不防范诸多意外因素，由此他的纲领便扩大，甚至包括了对人的改造—他本来是想要我们建设一个适合于人们生活的新社会，而如今却要我们去改造人本身，以使得其能适应他的新社会。但问题在于，这种方法恰恰败坏了自身的理想—实施极大规模的计划是一件能让许多人在长期都会感到非常不便的事情，故而，其中总会出现抱怨或反对的情形。对于这些抱怨，乌托邦的工程师如果还想完成计划，就只能对其充耳不闻；事实上，压制这些反对意见也是他的工作的一部分。而这是由体制的机理所决定的，即使实施计划者有着无限的仁慈，他们也绝不可能事先就得知那些措施的后果到底能否与他们的美好的愿望相符合。在此，波普尔认为，对不满言论进行限制就会使得最热烈的满意变得毫无意义，也难以获取公民对该计划的真正反映，更难以招致真正科学的批评。
与此相反，波普尔主张用“零星（渐进）社会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作为替代方案，以处理相同的问题。思路恰好能倒着推回，对应于历史主义的两点问题。
首先，针对整体主义的实践弊病—我们不可能建立起完全不出错的制度，真实的情况是我们只能尽量减少人为因素的不可靠性，而零星社会工程刚好是这种现实情况对应的药方—零碎工程师的研究路径是，即使他们热爱某种把社会当作一个整体的理想，但也绝不会相信应当从总体上重新对社会加以设计。不论其目的是什么，他都会试图通过不断改进的小调整或再调整来达到目的。在此，零星社会工程已然扬弃了终极理想，拒绝承认无所不包的目的。它将目的置于体系之外，塑造了一个开放的、不断接受批评并时刻调整的运作模式。在目的超出技术之外的这一点上，零碎社会工程学就类似于物理工程学—它所能说的一切，不过是各个零部件究竟会否能够互相组合，而作为全部组合的整体究竟要往何处去，它是既不关心也不断言的。在此，它与历史主义迥然不同，后者正是把人类活动的目的看作有赖于历史的力量，因而目的就在系统之内，而非超出其外。此乃聚焦当下的方法论，它抵制着历史主义对当下的逃避。虽然它亦关心历史的重大问题，但并不迷恋遥不可及的未来，更不会为追求未来而对当下施加过分的改变，甚至以作恶的方式牺牲当下。相反，它时刻以当下为终极的价值目标，此乃不可毁坏的底线—历史主义在期望和预测未来这一点上彻底地错了，我们只能放眼现在，试着改善眼下的局势。而假若它在未来也真能获得一番成就，也绝不是因为它完成了自身的目的，而只是客观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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