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本雅明与波普尔历史哲学思想的同构性
作者：荣伟杰 2021-10-26 19:01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一般看来，作为20世纪著名思想家，本雅明和波普尔的学术背景与方法迥异，观点和立场相反前者是马克思的发扬者而后者是其批判者。此类观点仅有最表面的合理性。事实上，二者在历史哲学这个重合的问题域中持有完全同构的观点，这表现为本体论上的反对历史主义普遍叙事，也见诸方法论上的回归当下与注重细微。这种同构性内在并独属于他们二者，不能平庸地替换为相同流派的其他思想家。因此，本雅明和波普尔在历史哲学领域的关系值得重估。同样，对二者思想进行贯通理解的尝试也应在充分评估这种关系的基础上展开。
其次，针对历史主义的暴力阐释，零星社会工程亦是波普尔的解决之道。单称历史可同时容纳诸多历史解释。在众多的解释中，每一种都是平等的。哪怕彼此相互冲突，只要作为观点的“结晶（crystallization）”，就可以相容。也就是说，各自应保留一家之言的态度，不能有取代别家的梦想。这是敢于划界的自我意识，也是一种难得的清醒。正如波普尔所说，最主要的事情便是意识到自身观点的限度，尽可能地避免陈述事实之时产生无意的和非批判性的偏见。在另一方面，解释也要为自身辩护—它的这种丰富性和阐明历史的能力，都是解释的魅力与价值。在此意义，历史观一旦自我划界，实践中就不可能再生成整体主义。因为任何一种解释，哪怕是历史主义，尽管在理论上主张普遍历史，但却必定在实践中自谦，不能把未经批判的设想径直拿来实现，甚至不惜改造当下的一切。实际上，一旦进入实践领域，每种方案都只能解决微小事情，而不能总揽全体目标。在此意义，阐释中观点的“结晶”与社会工程学里的“零星”是对应的。
波普尔的此类想法与本雅明有内在的家族相似性。[5]波普尔反对以胜利者姿态或以就成功论成功的方法塑造历史。这种对成功过分的崇拜，把全部历史事件扭曲为光辉的印证。这正是本雅明所反对的统治者即资产阶级的叙事方式。它只看到历史的赢家，甚至认为历史将注定美好，进而纵容当下纳粹的罪恶。在本雅明抨击法西斯主义之时，波普尔也说，这种叙事方式使得我们确信，不论我们怎样做，结果总是相同的—最终连法西斯主义都必得导致那种共同体，故而，最终的结局并非依据我们的道德选择，我们也大可不必出于责任而担忧。其实，除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截取选材不同，本雅明与波普尔之间并无太多冲突。事实上，本雅明不仅改造了历史唯物主义，亦改造了战无不胜的神学。波普尔曾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把历史主义与基督教相连，进而批判其未来意识。本雅明则将历史唯物主义和犹太教结合，打造了关注当下的神学意识。他认为在历史中每一个尚未被足够重视的过去的意象都有被永久消失的危险，而历史是一个具有结构的主体—这个结构并不存在于雷同和空泛的时间中，而是坐落在被当下（此时此刻）的存在充满的时间里。因此，他所理解的神学救赎乃是把过去的所有事件不分主次地记录下来，也就是说，任何发生过的事情都不应被当作历史的弃儿。在此，唯有得到救赎之人才能拥有一个完整且可以援引的过去，才能使得过去的每一瞬间都成为今日法庭上的证词—而这一天便是末日审判。
本雅明时刻提醒我们，要在历史进程中停留、中止和留步。过去的事情不应被后来的阐释者掩盖。 [8]其实，救赎就发生在当下而非未来。救赎不是为了追求自我设定的、实际根本不存在的美好未来而牺牲当下的准则与尺度。恰恰相反，救赎是在当下的每时每刻都保持清醒，用反思与行动戳穿历史主义的谎言。救赎并不在谎言家的终点等待，而可能随时发生于任何时刻。一旦弥赛亚来临，为了未来的谎言而在当下作恶者定会遭到无情之审判。本雅明说，我们知道，犹太人被禁止研究未来，犹太教的经文（Torah）和祈祷均在回忆中来给予他们启迪。这种方式告别了属于未来的神秘感，然而，到了预言家那里，追求启蒙的人们却又屈服于这种未来神秘感。而这样说，并不是意味着犹太人已经把未来变成了雷同而空泛的时间，而恰恰是在说，时间的分分秒秒都有可能是弥赛亚（Messiah）侧身步入的门洞，此乃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神学改造。 [9]结合了神学救赎的、被本雅明化了的历史唯物主义，是这种当下意识的行动力化身，它识别了启蒙主义的陷阱，爆破了普遍历史的谎言—革命阶级的特征正是在行动的当下意识到自己是在打破历史的连续统一体。当下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所必备的概念—在当下，时间是静止而停顿的。当下界定了历史书写的现实环境，历史唯物主义者可以任由他人被历史主义的一个名叫“从前有一天”的娼妓吸干，而自己却能保持不够清醒的理智去摧毁历史的连续统一体。
[5]参见波普尔：“这种历史线索意味着对成功的崇拜，它意味着，虔信者是正确的，因为他们将站在胜利的一边。它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把我曾经描述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道德理论转换为人性心理学和宗教语言的语言。这种解释所蕴含的意思是它在事实中看到了基督教的最伟大的成就；基督教的创始人是黑格尔的先驱者—是一个卓越的、工人的先驱者。我的观点是，成功不应该受到崇拜，它不能是我们的审判者，而我们也不应该被它所迷惑。……这不是为了历史的成功而通过历史来证明，而是就成功论成功。”（《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4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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