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外部审计的连带赔偿责任探讨
2021-09-15 14:41 来源：深圳社会科学
4.我国规定的反省
当前，在涉及证券交易的法律规范中，不论是《公司法》对于“董监高”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的规定[8]，还是《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对“董监高”在证券交易中的限制性规定[9]，以及证监会、上交所及深交所等机构相关规范文件[10]，均未将“董监高”的义务或责任作明显区分规定。在实证方面，有学者发现：（1）即使《证券法》第193条规定了在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责任上区分了“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大多数案件中监事都属于后者），但在投资者提起民事赔偿诉讼时，“董监高”都承担着相同的连带赔偿责任；（2）统一的连带赔偿责任未考虑公司治理参与者的不同分工，也没有考虑不同分工意味着不同的义务和责任。 [20]
实际上，在虚假陈述中通常存在四类责任主体：（1）直接操作虚假陈述人员，如控股股东、执行董事、高管人员等；（2）其它未直接参与虚假陈述行为的董事、高管人员等；（3）内部行使监督职权的监事、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成员等；（4）外部行使监督职权的审计机构等。上述四类主体在虚假陈述的行为中，参与程度依次降低，第一类主体是积极的促成了虚假陈述行为，第二类主体负有必要调查、参与决策的义务但未履行，第三类负有监督义务（事前及事中监督）但未履行，第四类主体负有监督义务（事后监督）但未履行。从性质上看，第一类属于作为，后三类属于不作为，且较于第二类及第三类，第四类对虚假陈述行为的贡献度最低。根据权责一致原则，应当在责任认定方面存在梯度，但现行统一适用连带赔偿责任的模式下，公司内部不同治理角色的责任区分被模糊处理，进而可能影响公司的治理效率。
[8]例如，《公司法》第21条、第141条第2款、第147条、第149条。
[9]例如，《证券法》第47条、第68条第3款、第69条、第152条、第195条；再如，《证券投资基金法》第18条、第20条。
[10]例如，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2018年）第21条、第22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2.1.6、2.1.8、3.1.2、3.1.3、3.1.4、3.1.5等条款；再如深圳交易所发布的《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等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