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学》理解儒学的意义及局限—兼论统合孟荀
作者：梁涛 2021-08-10 11:24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儒学包含了成己安人、“为政以德”与推己及人、“为国以礼”两个方面，前者由道德而政治，可称为孔孟之道，后者则由政治而道德，可概括为孔荀之制。《大学》主要是对前一方面内容的概括和反映，虽然抓住了儒学的核心思想，但只是儒学的一个方面，并不全面。《大学》在宋代受到重视，并非因为其回应了“性与天道”的信仰问题，而是因为北宋灭亡后，统治者将失败的责任推给王安石变法，不再允许谈论制度变革，而试图通过道德完善实现社会改造，出现了内在化转向，《大学》在这一过程中，经朱熹的诠释而成为儒学的核心经典。今天讨论儒学，首先应超越狭义的道统论，统合孔孟之道与孔荀之制，发展出更为完备的儒家思想体系，笔者由此提出新道统与新四书的构想。
学被否定，失去官学地位，李觏也影响式微，朱熹理学由于适应了当时的政治需要，虽然也一度遭受挫折，但还是得到官方的肯定和认可，《大学》也在这一过程中确立起儒家核心经典的地位。
关于新学、理学的分歧和对立，学术界已有不少讨论，从儒学自身的发展来看，实际涉及治国理念尤其是对道德与政治关系的不同理解。儒学从孔子始，主张并追求道德与政治的统一，不论是“为政以德”还是“为国以礼”，都不是将道德与政治打为两截，而是以道德引领政治，以政治促进道德。但这并不意味着道德与政治就没有差别，道德的核心是德性，是对他人的关爱和同情，并由此生发出责任和义务；政治的本质是正义，是以制度化的建构实现利益、好处的公平分配。在儒家的语境中，道德主要表现为仁，包括成己、爱人、仁政等；政治更多体现为礼，包括礼乐刑政等。在儒家看来，一方面道德应引领政治，没有仁则没有礼，“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道德也可以成就政治，如仁政，但主要是以道德的手段实现政治治理，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孙丑上》）；另一方面政治可以促进道德，礼可以成就仁，“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但主要靠礼义的约束，靠外在的教化。仁与礼有所不同，但又不可截然分开，同样道德与政治也是分而不分的，既有分别但又不可对立、分开。由于仁与礼、道德与政治的这种复杂关系，孔子之后儒学内部发生分化，出现成己安人、“为政以德”与推己及人、“为国以礼”两条路线，前者由道德而政治，后者由政治而道德，孟子主要走的是前一条路线，荀子侧重后一条道路。从这一点看，理学与新学的对立，实际仍是孔孟之道与孔荀之制差别的延续。李觏、王安石主张制度变革，更多关注的是财富的生产和利益的分配问题。在义利观上，主要继承的是荀子的“义利两有”（《荀子·大略》），主张义利统一，反对重义轻利。作为王安石的先导[36]，李觏提出“生民之道食为大”[37]，“衣食之急，生民之大患也，仁君善吏所宜孳孳也”[38]，所以“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39]。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是经济基础，是物质财富，反对把物质利益和道德原则简单对立起来。“人非利不生……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40]那么如何做到义与利的统一，进而治理天下国家呢？“无他，一于礼而已。……夫礼之初，顺人之性、欲而为之节文者也。”[41]礼既顺应又节制人的性和欲，节制是为了更好地满足，满足是建立在节制的基础之上。而要做到以礼治国，就需要统治者与民同利，“与众同利则利良民，不与众同利则利凶人”[42]。执政者与民同利就会出现良民，不与民同利则会产生恶人。
[36]李觏为了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提出“均田”“平土”等主张，对王安石变法做了准备，他的弟子邓润甫也成为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胡适说：“他（注：指李觏）是江西学派的一个极重要的代表，是王安石的先导，是两宋哲学的一个开山大师。”（《记李觏的学说—一个不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5页）
[37][38][39][40][41][42][宋]李觏：《平土书》，《李觏集》，中华书局，2011年，第191页；《安民策第十》，第189页；《富国策第一》，第138页；《原文》，第342页；《礼论第一》，第5～6页；《庆历民言·释禁》，第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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