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学》理解儒学的意义及局限—兼论统合孟荀
作者：梁涛 2021-08-10 11:24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儒学包含了成己安人、“为政以德”与推己及人、“为国以礼”两个方面，前者由道德而政治，可称为孔孟之道，后者则由政治而道德，可概括为孔荀之制。《大学》主要是对前一方面内容的概括和反映，虽然抓住了儒学的核心思想，但只是儒学的一个方面，并不全面。《大学》在宋代受到重视，并非因为其回应了“性与天道”的信仰问题，而是因为北宋灭亡后，统治者将失败的责任推给王安石变法，不再允许谈论制度变革，而试图通过道德完善实现社会改造，出现了内在化转向，《大学》在这一过程中，经朱熹的诠释而成为儒学的核心经典。今天讨论儒学，首先应超越狭义的道统论，统合孔孟之道与孔荀之制，发展出更为完备的儒家思想体系，笔者由此提出新道统与新四书的构想。
可见，不比他书。”[8]至于《大学》何以如此重要，朱子也有形象的说明。“《大学》是修身治人底规模。如人起屋相似，须先打地盘。地盘既成，则可举而行之矣。”“或问：《大学》之书，即是圣人做天下根本？’曰：‘此譬如人起屋，是画一大地盘在这里。理会得这了，他日若有材料，依此起将去，只此一道理。’”“《大学》是大坯模。《大学》譬如买田契，《论语》如田亩阔狭去处，逐段子耕将去。”“须熟究《大学》做间架，却以他书填补去。”[9]《大学》好比“规模”“坯模”，是圣人治天下的根本，真正读懂了《大学》，掌握了这一大根大本，才有可能进一步阅读其他经典，确立修身进德的正确方向。
那么，为何《大学》在宋代受到儒家学者的重视，并上升为理学的核心经典呢？学界流行的看法是，汉唐儒学主要是章句之学，虽于礼义制度有所建树，但对天道性命的本源问题却了无新意，缺乏形而上的探索，结果在佛老的冲击下败下阵了，出现了“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的窘境。所以从北宋开始，儒者开始关注“性与天道”的问题，通过阐发天道性命，以解决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大学》与《中庸》作为性命之书，受到儒者的重视，地位由此得到提升。如杨儒宾先生就认为：“‘性命之书’是我们了解《大学》《中庸》地位升降最重要的概念。”[10]但“性命之书”的说法可能更适合《中庸》，却不一定适合《大学》。从内容上看，《大学》基本没有涉及天道性命的问题，虽然谈到诚意、慎独，但主要是从修身上讲，没有涉及宇宙本体。借用牟宗三先生的说法，《大学》属于“横摄的系统”，而不是“纵贯的系统”。“《大学》只列举出一个实践底纲领，只说一个当然，而未说出其所以然。”[11]从朱子的论述来看，他重视《大学》也是着眼于为学次第，而不是形而上的内容。“问：‘欲专看一书，以何为先？’曰：‘先读《大学》，可见古人为学首末次第。且就实处理会好，不消得专去无形影处理会。’”“《论》《孟》《中庸》，待《大学》贯通浃洽，无可得看后方看，乃佳。道学不明，元来不是上面欠工夫，乃是下面元无根脚。”[12]可见在朱子的眼里，《大学》恰恰代表的是“实处”，而不是“无形影处”；是“下面”的根脚，而不是“上面”的功夫。“性命之书”的说法，显然是难以成立的。
既然《大学》并非性命之书，它受到宋儒的关注当另有原因。其实如前文所述，《大学》主要反映的是儒家主内派一系成己安人、“为政以德”思想，其特点在于突出、强调修身的重要性，把修身看作政治的根本，将政治道德化，走上了一条德治也就是人治的道路。《大学》受到关注，恐怕在于它的这一思想特点。从这一点看，刘子健先生的观点可能更有说服力，也更值得重视。刘先生认为，儒学从北宋到南宋经历了一个内在的转向，不再关注制度的变革，而热衷于内在道德的完善。这一转向的起因是王安石变法及其引起的一系列后果，而其实质则是对何为儒家正统的不同认识。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制度改革派认为，儒家经典中已经提供了制度典范，其中所描述的制度绝非纯粹理论构想或乌托邦体系，而是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客观存在。这种制度之所以没有被实现，主要是因为人们没有找到推行真理的途径和方法，因而才将其当作高明而虚幻的空谈束之高阁。为了挽救危局，迫切需要厘清古老经典中的基本原则并将其付诸实践。他们的目标是设计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制度，以便提高道德水准。他们相信道德价值观与功利主义目的可以达成一致，换言之，好的制度既有助于提高道德
[8][9][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5年，第1册，第250页，第250页。
[10]杨儒宾：《〈中庸〉、〈大学〉变成经典的历程—从性命之书的观点立论》，《台湾大学历史学报》，1999年第24期。
[11]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册，第15页。
[12][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1册，第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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