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学》理解儒学的意义及局限—兼论统合孟荀
作者：梁涛 2021-08-10 11:24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儒学包含了成己安人、“为政以德”与推己及人、“为国以礼”两个方面，前者由道德而政治，可称为孔孟之道，后者则由政治而道德，可概括为孔荀之制。《大学》主要是对前一方面内容的概括和反映，虽然抓住了儒学的核心思想，但只是儒学的一个方面，并不全面。《大学》在宋代受到重视，并非因为其回应了“性与天道”的信仰问题，而是因为北宋灭亡后，统治者将失败的责任推给王安石变法，不再允许谈论制度变革，而试图通过道德完善实现社会改造，出现了内在化转向，《大学》在这一过程中，经朱熹的诠释而成为儒学的核心经典。今天讨论儒学，首先应超越狭义的道统论，统合孔孟之道与孔荀之制，发展出更为完备的儒家思想体系，笔者由此提出新道统与新四书的构想。
是孔孟之道，如后人所评价的“出处孔孟，从容不勉”[25]。但不论是孔孟之道还是孔荀之制，是“为政以德”还是“为国以礼”，是成己安人还是推己及人，都是完整儒学的两个方面，是相互依存而不应分割的。但随着孔门后学的分化，特别是道统意识的兴起，宋代儒者恰恰是用对立的眼光看待学派间的分歧，并由此相互攻讦，对儒学的健康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
如果说北宋时期，由于认识的分歧，二程对王安石变法持批评、反对的态度，但一定程度上仍有所反省，如二程说：“新政之改，亦是吾党争之有太过，成就今日之事，涂炭天下，亦须两分其罪可也。”[26]那么到了南宋时期，随着王安石及其新法被否定，制度变革已不可能，只剩下道德完善一条路时，作为二程的追随者和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对王安石新学做了更为激烈的批判和否定，而其批判的理论根据主要就是来自《大学》。虽然朱熹对王安石人格有较高评价，对新法的逐项措施也多从正面予以肯定，但在朱熹看来，王安石搞反了《大学》谆谆教导的“本”与“末”的关系，忘记了《大学》“自天子以至于庶民，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教诲，不是以修身、正人心为本，而是以兵革财利、富国强兵为本；不是进行道德拯救，而是从事制度变革。“大本不正，名是实非；先后之宜，又皆倒置，以是稽古徒益乱耳。”[27]朱熹认为，当时社会存在着“法弊”与“时弊”，“法弊但一切更改之，却甚易；时弊则皆在人，人皆以私心为之，如何变得？嘉佑（注：宋仁宗年号，1056年～1063年）间法可谓弊矣，王荆公未及尽变之，又别起得许多弊，以人难变故也。”[28]法弊是指制度的弊端，改革起来较为容易；时弊则是指一个时代的弊端，其来自人欲、私心，是人自己造成的，要想改变最为困难。王安石虽然看到制度之弊，却未看到人心之弊，其变法只能是舍本逐末，治标不治本，结果只能是旧弊未去，新弊又来。要想真正革除弊端，除去时弊，就要回到《大学》所教导的明明德、修身的路线上来，“自天子以至庶人，人人得其本心，以制万事，无一不合宜者，夫何难而不济？”如果不能首先端正人心，却想追求富强、事功，结果只能是“亡人之国而自灭其身，国虽富其民必贫，兵虽强其国必病，利虽近其为害也必远”[29]。所以政治的根本不在于变制度，而在于正人心。正人心包括“正其心”“正君心”“正天下之心”三个方面，“既以自正其心，而推之以正君心，又推而见于言语政事之间，以正天下之心”[30]。其中“正其心”主要是对士人而言，士人首先要自正其心，进而能正君主之心，“格君心之非”，然后通过君主施行教化，颁布法令，进一步去正天下人之心。正人心的三个方面，正君心是根本、关键。“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根本。天下事，须是人主晓得通透了，自要去做，方得。”[31]“天下之事，其本在于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于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则天下事无有不正；人主之心邪，则天下之事无有不邪。”[32]《大学》有云：“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
[25][26][宋]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册，第328页，第28页。
[27][宋]朱熹：《读两陈谏议遗墨》，《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3册，第3382页。
[28][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7册，第2688页。
[29][宋]朱熹：《送张仲隆序》，《朱子全书》，第24册，第3623页。
[30][宋]朱熹：《与汪尚书书》，《朱子全书》，第21册，第1097页。
[31][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7册，第2679页。
[32]朱熹：《己酉拟上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6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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