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学》理解儒学的意义及局限—兼论统合孟荀
作者：梁涛 2021-08-10 11:24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儒学包含了成己安人、“为政以德”与推己及人、“为国以礼”两个方面，前者由道德而政治，可称为孔孟之道，后者则由政治而道德，可概括为孔荀之制。《大学》主要是对前一方面内容的概括和反映，虽然抓住了儒学的核心思想，但只是儒学的一个方面，并不全面。《大学》在宋代受到重视，并非因为其回应了“性与天道”的信仰问题，而是因为北宋灭亡后，统治者将失败的责任推给王安石变法，不再允许谈论制度变革，而试图通过道德完善实现社会改造，出现了内在化转向，《大学》在这一过程中，经朱熹的诠释而成为儒学的核心经典。今天讨论儒学，首先应超越狭义的道统论，统合孔孟之道与孔荀之制，发展出更为完备的儒家思想体系，笔者由此提出新道统与新四书的构想。
石新学逐渐失势，理学成为当时的显学，《大学》才由于朱子等人的提倡，地位终于得以提升。可见《大学》受到关注，是与理学、新学的对立和冲突，以及二者势力的消长纠缠在一起的，是儒学内在转向的结果。王安石新学与二程理学是产生于北宋神宗、哲宗时期的两个对立学派，虽然它们都对北宋社会现状强烈不满，认为需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但在变革的方式和途经上则存在根本分歧。王安石重视制度变革，谋求建立一个运行高效的政府；二程则关注心性修养，试图建立一个具有自我道德完善能力的社会。由于认识的分歧，二者在理论建构上也存在明显的差异。王安石关注制度变革，认为“圣人经世立法，以中人为制也”。[17]所谓“中人”既非圣贤也非恶人，而是趋利避害、追求个人利益同时可以接受教化的普通人。从中人的特点出发，王安石持自然人性论，认可孔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肯定杨朱“为己”的合理性，“杨子之所执者为己，为己，学者之本也。……是以学者之事，必先为己，其为己有余，而天下之势可以为人矣，则不可以不为人。”[18]但杨朱只讲“为己”不讲“为人”，“失于仁义而不见天地之全”，[19]仍是一偏之学。儒学则要在为己的基础上进一步为人，由个己之性（王安石称为“生”）推出普遍之性（可称为“大中之性”），并通过制礼作乐，以立法的形式将其确立下来，使天下之人皆得以“养生守性”。不难看出，王安石实际延续的是儒家内部务外派－荀子的思想路线，笔者曾经指出，“在北宋儒学以仁确立人生意义、价值原则，以礼建构政治制度和人伦秩序的两大主题中，王安石明显偏向后者，其所建构的主要是一种政治儒学，是外王之学，而没有从仁学的角度建构起儒家的内圣之学或心性儒学”。“就此而言，王安石虽然对荀子存在较多误解和批评，而与孟子思想一度更为密切，但其所延续的仍主要是‘孔荀之制’，而不是‘孔孟之道’；选择的是孔荀的路线，而不是孔孟的路线。”[20]与之相对，二程注重道德的完善，提倡圣人之学，故持道德人性论，认可孟子的性善论，认为“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21]。而学为圣人，就需要向内用力。“不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学也者，使人求于本也。”[22]所谓“本”就是仁心性体，“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中正而诚，则圣矣。……故学必尽其心。尽其心，则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诚之，圣人也。”[23]通过存心、养性，就可以下学上达，“尽心”“知性”“知天”，达到圣人的境界，进而成己安人，完成社会的道德改造了。所以二程十分重视《大学》，认为其代表了儒家正确的为学和为政路径。程颢说：“《大学》乃孔氏遗书，须从此学则不差。”程颐也说：“《大学》，孔子之遗言也。学者由是而学，则不迷于入德之门也。”[24]其延续的主要是主内派－孟子一系的思想，所倡导的
[17][宋]王称撰，孙言诚、崔国光点校：《东都事略·王安石传》，齐鲁书社，2000年，第1册，第662页。
[18][19][宋]王安石：《杨墨》，《临川先生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第723页，第723页。
[20]参见拙文：《王安石政治哲学发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21][宋]朱熹：《四书集注·孟子序说》引，第179页。
[22][宋]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册，第319页。
[23]同上，第2册，第577页。
[24]同上，第1册，第18页；第4册，第1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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