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学》理解儒学的意义及局限—兼论统合孟荀

作者:梁涛  2021-08-10 11:24  新传播    【字号:  

儒学包含了成己安人、“为政以德”与推己及人、“为国以礼”两个方面,前者由道德而政治,可称为孔孟之道,后者则由政治而道德,可概括为孔荀之制。《大学》主要是对前一方面内容的概括和反映,虽然抓住了儒学的核心思想,但只是儒学的一个方面,并不全面。《大学》在宋代受到重视,并非因为其回应了“性与天道”的信仰问题,而是因为北宋灭亡后,统治者将失败的责任推给王安石变法,不再允许谈论制度变革,而试图通过道德完善实现社会改造,出现了内在化转向,《大学》在这一过程中,经朱熹的诠释而成为儒学的核心经典。今天讨论儒学,首先应超越狭义的道统论,统合孔孟之道与孔荀之制,发展出更为完备的儒家思想体系,笔者由此提出新道统与新四书的构想。


综上所论,孔子之后,儒学内部发生分化,出现了主内派与主外派,并最终产生孟子和荀子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如果抛弃成见,不难发现主内派—孟子与主外派—荀子,都是完整儒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二者虽然在具体观点上有所对立,但却是相依相存的。前者注重修身、道德人格的塑造,强调道德对政治的引领作用;后者则关注礼义、制度的建构,认为礼义、制度不仅维系了社会秩序,也是转化人性的重要手段。前者主要倾向性善论,关注于人性中正面、积极的内容,故往往突出仁性;后者持自然人性论,既正视情感、欲望可能导致的偏险悖乱之负面,也承认在心或理智的节制下,满足情感、欲望的合理性,故认为人性中包括了情性和智性。前者往往从君子来立论,对其有很高的道德期待,希望君子以善为性,而不以口腹之欲为性,“君子不谓性也”(《孟子·尽心下》),通过人格的塑造与完善,进而影响政治与社会;后者虽然也尊崇君子、圣王,但由于关注礼义、制度的建构,往往从庶民的特点入手,认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荀子·大略》),即使尧舜也不能禁止民好利,即使桀纣也不能消除民好义,因而要求因利以求义,重义以克利,更接近孔子“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的思想。借用孟子的说法,前者关注的是善,后者重视的是法。但既然“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就应将二者相结合,合则两美,分则两伤。从这一点看,仅仅用属于主内派的《大学》来概括或理解儒学,显然是不全面的,反而遮蔽、掩盖了儒学更为丰富的内涵。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从孔子到孟荀,都主张对于君子、庶民要区别对待,存在着君子之学与庶民之学的分野。[4]修身主要是针对君子而言,对于庶民则主张先养后教,“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同上),不做过高的道德要求。《大学》则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民,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说明其思想是较为特殊的,诚如学者所言,重视内圣、修身是《大学》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而这些内容随着《大学》成为儒学的核心经典,被大大强化了,反过来又影响到人们对儒学的理解。

《大学》地位的提升,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最终完成于南宋朱熹之手,标志是《四书集注》的编订。故朱熹对于《大学》十分重视,他曾说:“某于《大学》用工甚多。温公作《通鉴》,言:‘臣平生精力,尽在此书。’某于《大学》亦然。《论》《孟》《中庸》却不费力。”“我平生精力,尽在此书,先须通此,方可读书。”[5]据记载,朱熹去世前,仍在修订《大学》“诚意”章。“三月辛酉,改《大学》诚意章。甲子,先生卒。”[6]可谓一生用心于《大学》,至属纩而后绝笔。学习四书,朱子认为也应先从《大学》入手。“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7]他还建议,“可将《大学》用数月工夫看去。此书前后相因,互相发明,读之


[4]参见拙文:《君子儒学与庶民儒学—兼论统合孟荀》,《哲学动态》,2019年第5期。

[5][7][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5年,第1册,第258页,第249页

[6][清]王懋竑:《朱熹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第407~408页。

编辑:郑令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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