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私、合作与美德的本质*
作者：郭喨 2021-09-15 14:37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美德并非“彻底的无私性”，而是具有利他性的亲社会行为。对自私目标的追求也可以成为形成美德的动力。人类的合作、亲社会行为（美德）很可能只是基于“自私”目标互惠互利的结果。人类自私地期待他人的无私，这构成了“自私的悖论”。条件性互惠的利他合作突破了“囚徒困境”的逻辑，是“条件性互惠”的“以牙还牙”而非“始终背叛”的“撒旦”或“无条件施惠”的“圣母”促进了人类美德的形成和稳定；“撒旦”和“圣母”无法提供一种具有稳定性的“善”。“以牙还牙”的惩罚与报复是人类合作形成的关键约束条件。互利合作的人类群体扩大了竞争规模、提高了竞争力。采取进化生物学的视角有助于我们在哲学上更加深刻地理解“美德”“自私”与“利他行为”，有助于为道德哲学寻求一个更加真实和坚实的基础。
马特·里德利警示我们，在从自然学习的过程中要注意斯库拉（Scylla）这个魅惑的海妖—就是她吞掉了《奥德赛》中奥德修斯回家路上的六名船员—和卡律布狄斯（Charybdis）这个盘踞在意大利墨西拿海峡的海怪；他提醒我们注意避免过度关注“动物中和人类相似的直接证据”以及过度关注“人类的唯一性”[1]（P131-132）；在从自然界寻求“合作”这种美德的证据时，我们需要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中道”（Mesotees）的指引。罗莎琳德·赫斯特豪斯（Rosalind Hursthouse）同样警示：“看起来，我们需要一种可以避免这两个极端（一端偏向动物性/非理性，另一端偏向彻底的理性）的看法。”[11]（P122）—而这是我们在伦理学的问题上最容易出现的一种偏差。
例如，我们的“道德感”、我们的许多认知模式和经验范式，它们的诸多特征都与人类群体的规模密切相关。这正是著名的“邓巴数字”[11]。另一方面，历史上人类群体生活的下限是“7人”，考古发现的古文明的聚落点中没有“7人以下”的文明遗存，这意味着“7人”可能是维持人类群落的最小数值[12]。强调人类美德的生物学基础并不是要把人类拉低到“动物界”去，而是遵照实验哲学的传统，先搞清楚—是什么。在这样一个坚实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构建起更多有意义的哲学命题，和有价值的伦理理论。
弗兰西斯·哈奇森指出，道德真理是这样的：“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人们所追求的道德真理仅仅是这些命题，那些表明什么行为是仁慈（good）的命题，我们有义务做（obligated to do）什么的命题，以及什么事情应该做（ought to done）的命题。”我们有必要意识到：美德是并且只是—人类的美德；同样需要认识到，合作是并且只是—人类的合作。因此，最好意识到，我们的“美德”也有其边界，“生物特征”极大地决定了道德界限—下限；而我们的人性，则将决定其—上限。
[11]牛津大学罗宾·邓巴（Robin Dunbar）发现， 由于脑容量特别是新皮层大小的限制， 人类智力允许人类拥有稳定社交 网络的人数是148， 约为150人， 即邓巴数字（Dunbar's number， 或Rule of150）。
[12]事实上“7人”的群落还是太小了，“7人”能够留下文明遗存并不意味着7人的小群落可以相对稳定地维持群落的延续。
c4d032d1-1359-488d-9493-075c1cede8f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