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讲真话”的伦理意蕴

作者:杨竞业  2019-12-09 17:11  新传播    【字号:  

“讲真话”的人有正气,有底气,生和气。“讲真话”是自我肯定和自我尊重的实现方式。“讲真话”的伦理包括促进人格完善的德性伦理、和谐人际交往的文化伦理和繁荣国家事业的民族伦理。人们只有把“讲真话”看做是一种正当权利和合理义务,看做是良心体现、道义行为和不可推卸的发展使命,才能真正破解妨碍人们“讲真话”的伦理困境,创造一个人人敢讲真话、爱讲真话、善讲真话的良好环境。

“心理意识”转变为“讲假话”的“精神经验”。讲假话者以为自己掌握了“讲假话”的秘笈,足于应对复杂局面。但是,他仅仅懂得从经验中,“从外在和内心的当前经验中去把握真理”1,而不是“从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2,去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正确方法。这就是“讲假话”何以会遮蔽和扭曲现实的深层原因。只要讲假话者把遮蔽和扭曲现实看做是“自然的现象”或“合理的存在”,他就会不讲原则,不要规则,麻木不仁,放弃责任。

从物质层面看。“讲假话”有其物质根源,即讲假话者存在寻求私利的意欲。一个人无论是为了保护隐私和维护尊严而在某种特定情况下“讲假话”,还是为了遮蔽和扭曲现实而惯常性“讲假话”,从根本上看,讲假话者都有根源于某种物质利益的取向。正如“甜蜜的谎言”尽管是“甜蜜”的,但它毕竟是“谎言”,是假话,在“谎言”的底层,涌动的是现实的人的某种私欲或私利取向。

从制度环境看。“讲假话”有其制度和历史根源。制度好可以使坏人不敢讲假话,不会讲假话;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不敢讲真话,不愿讲真话。所谓“好制度”,即是协助人、成就人、拯救人、完善人的制度,是使人自觉接受合理强制的制度,是使人能够看到未来希望,通过诚实劳动能够获得公正分配的制度。就像芬兰这个国家,它不但有完备的司法体系、透明的行政程序,也有“讲真话”、“守信诺”、“反贪腐”的社会氛围。芬兰人自幼就被告知,有不义之举的人将为其行为付出巨大的法律成本和社会成本,以至不敢也不会讲假话、失信诺、违法纪。

从干部作风看。领导干部作风是坏是好直接影响下级和群众是否“讲真话”。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上级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生活作风及其对待群众的态度对下层干部是否“讲真话”影响极大。要是领导干部愿意倾听“真话”,鲜明反对“假话”,正确对待“真话”,多种多样的“假话”就难于流行,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团结、有利于发展的真话、实话就会多起来。

从总体上考察,现实的人“讲假话”的发生机制有心理机制、精神机制、利益机制、制度环境机制、干部作风机制等,透过这些机制能更深入把握“讲真话”的文化本质。

“讲真话”是有文化的表现。有文化、有修养是人性的真正本质。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这就是说,人的本质反映在其社会交往和感性活动的过程之中。任何一个现实的人都是在现实的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中发展的。“讲真话”是现实的人开展生产和交往的重要基础,也是其自觉求真、自主行善、自性赏美的前提。事实上,任何人要开展生产、建立交往和实现发展都离不开“讲真话”这个基础。不讲真话的“生产”、“交往”必然不安全、不顺利,不讲真话的“行善”和“赏美”难于走向尽善尽美。因此,唯有“讲真话”,人们的生产、生活、交往与发展,才能臻于至善,优美且好。

“讲真话”是人格独立的表现。“讲真话”既能助人更好地认识其优长与缺点,也能促进个性的解放和自由发展。有学者早已指出:“所谓个性解放,除了取消各种不利于文学和学术发展的条条框框,打破多年因袭而来的思想桎梏以外,对作家和学者自己来说,关键还在诚实的劳动:尊重自己,尊重客观规律,不要讲假话。”4显而易见,“讲假话”、“出虚招”释放的是负能量,这是不唯实、不诚实的表现,也是人格不独立的表现。


1.[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10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页。   4.裴斐:《个性化是精神生产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文学评论》,1981年第2期。

编辑:实习生何露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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