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组织到市场秩序：淘宝村的发展与治理（2009～2019）—基于“曹村”的个案
作者：门 豪 2020-05-14 11:1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宝村是一类依托在地化制造业而形成的电子商务专业村。本文聚焦于当前全国第二位、山东省最大的农村电商集群曹县及其若干淘宝村（113个）。
技术嵌入乡村社会，并通过深远而广泛的商业过程最终带来了组织治理结构转轨。经由农村电商社会化应用，这样一种市场过程带来的是颠覆性的运行规则。无论是新技术沿袭其自治与自组织的固定轨道，还是原有地方性市场组织规模的迅猛扩张，都会导向治理行动。汪和建等认为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商业组织应该完成从关系—制度治理结构向制度—关系治理结构的转变；而治理转型依托的组织环境即关系治理又实然产生了“路径依赖”的表征，使得转型存在较大阻碍[1]。本文的基本立场是，网络消费市场平台的建构和组织过程，总体上遵循了大资本运作逻辑，表现为行业垄断的高度中心化态势；但是，与传统地方性专业市场的形成不同，在平台巨头垄断以外，互联网同时为网络散户提供了成本极低的信息准入门槛，这样一套相对平等、分散和去中心的自组织规则，成为农民化身网商的“最后一根稻草”。自家庭院、宅基地即作为生产场地，自雇或亲友义务代工作为弹性劳动力，加之互联网上喷涌而来的外部需求信息，产业要素以极低的成本巧妙地组织在了一起，其表征便是“新家户经济”模式的塑制[2]。可见，农民在农村独立开展商业活动的金融和社会保障环境均十分脆弱，但是为了摆脱原有“看天吃饭”的微薄经济收入和农民工身份，其主动迎合网络社会的全面到来，并抓住电商社会化的机遇在市场波动中承担商业风险，是一种短期应变、权宜性的经济实践，更是一种历史性的身份转型和结构选择。当然，治理结构转型是产业市场环境的变化使然，而淘宝村中稳定的市场预期与网络交易秩序，乃是产业要素之间持续链接的关键。
二、淘宝十年：经济模式变迁与基层社会变革
根据曹村的两种不同的专业市场类型、发生时序及其发展经验，不难看出，村落的产业结构在网络技术嵌入后已产生了总体性的且不可逆的变迁。可以说，持续的淘宝村市场的生发、演化，呈现的是自下而上的走向，它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的政策产物，它更像是由经济机制主导的社会变革。
互联网作为商业市场迅速扩散的工具，能够为传统技术产业化提供平台，使传统技术进一步得到应用推广[3]。演出服饰与木制工艺品分别是曹村南北两地的主营品类，分别于2009年和2018年出现标志性的、较为广泛的电商交易。简单地说，淘宝网销的演出服饰，无需精工、市场需求量大、附加值低，它能够广泛地动员原本家庭内的妇女群体从事服装加工业，或进入工厂或在家生产；而木制工艺品则与之相似，规范化的现代企业组织并非生产流程必须，只不过木材原料采购和成品销售等流程更为精细化，通常需要贸易公司等介入。这两种淘宝产业，亦是于曹县旧有的产业发展中演化而来的。就电商应用和信息化的成熟度来看，南部的演出服饰产业集群远高于北部的木制工艺品行业。二者的相同之处在于，电商经营品类均非凭空而起，而是存在着较为悠久的地方性生产市场，它们立基于多年延承的特色产业和经营传统之上，当前亦有随市场需求而更替的变迁趋势。简言之，即地方产业基础透过互联网商务模式而直接受益并得以改良与再生产，外部市场驱动并改造了传统产业。
以木制工艺品行业为例，“曹县柳编”已于2011年入选国家非遗名单，“曹县木雕”也于2009年成为省级非遗项目。自古一直有民间手艺人对多类木材进行精雕，曹县倪集乡岳楼村、魏庄村两村家家户户以柳编编织技艺为生，将绝活技艺传承至今。当地盛产杞柳，民众常使用自家种植的杞柳条，自己或请来艺人编筐编斗满足家用，有的也将编好的筐、篓等拿到集市上销售换取粮食等生活用品。无独有偶，曹县木雕亦是民众适应生产生活及祭祀需用而形成的雕刻技艺。明清时曹县木雕技艺已颇为成熟，发展传承到今天已有七大类三千六百多个品种。其中木雕屏风、挂屏、立体艺术台屏、神龛、
[1]汪和建、于恒：《组织规模、治理成本与治理结构转型—“山西票号”兴衰探源》，《江海学刊》，2019年第1期。
[2]门豪：《中国淘宝村的市场发生机制研究》，吉林大学，2018年硕士论文。
[3]陈凡：《技术社会化引论：一种对技术的社会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85～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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