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组织到市场秩序：淘宝村的发展与治理（2009～2019）—基于“曹村”的个案
作者：门 豪 2020-05-14 11:1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宝村是一类依托在地化制造业而形成的电子商务专业村。本文聚焦于当前全国第二位、山东省最大的农村电商集群曹县及其若干淘宝村（113个）。
前沿性的问题，非常难以把握。监管主体若“下手狠”，则可能将之自组织增量抹杀于萌芽，实则是罪大恶极，会马上引起社会反弹和民间行动者的公愤；但如若全然撒手、置之不顾，则又会带来政府不作为、市场管理不到位的嫌疑，进而可能会引发各类市场乱象。
根据大量访谈者所述，若干淘宝村所在驻地政府大集镇的原党委书记苏某，对于淘宝村市场稳定的推动和整体发展之功劳，当无二人。
“苏书记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淘宝产业从无到有，他是真正的功臣，现在回过头来看，真是没有一个人不感谢他。他刚到咱们镇时，经济非常差。农民一般除了出去打工谋出路，没有别的法。种地也不行。大家手里基本上一穷二白，集体经济也很弱。但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苏书记下去检查消防安全，在和很多农户聊天过程中，他发现这个网上售卖的形势很好，认为应该大力扶持。从那以后，他有事没事就去了解农户网商真正在做些什么，有哪些方面需要政府帮助推动。刚开始有些人觉得他来也没啥用，有的人也不理解。慢慢地，一次两次，去的多了，他就和这些商户，真是打成了一片。他也有时候夜里下去，费了很大工夫摸清了情况。”
随着淘宝产业的自组织力量逐渐壮大，某种意义上说，对于基层市场，特别是以农民为主体的网商来说，政府作为他组织的整体产业整合和方向引导至关重要。单就曹村来说，以苏书记为首的基层政府领导，对于淘宝产业的规范性和规模演化带来了实效。无疑，从星星之火的家户经济到淘宝产业园的落地过程，他扮演了最重要的行政领导者和产业整合者角色。苏某所推助的，还有更为关键的条块分割中的行政整合。
淘宝产业在初创期，可谓是农民自行探索出的一条独立的、举步维艰的道路。产品粗制滥造、设计缺乏原创性、快递物流不完备、原材料供货渠道单一且速度慢，可以想象，产业要素的流动、配置与组合之不完备程度，以及其必需的市场资源之匮乏。而对于村一级市场来说，它几近是市场创新和创业精神的“不毛之地”。当然，曹村作为天然的传统农业村落，位于欠发达的鲁西南地区，农民渴望致富，地方亦需要摘下贫困的帽子，在这样一种地方经济文化环境及其精神氛围，萌发出同周遭地区比肩、迎头赶上的心态，再正常不过。曹村农民正是在这样的产业环境中，不断试错，颇有一番敢闯敢拼的企业家精神。这一点本身，对于新生市场之发生条件，就非常宝贵。作为基层的行政长官，苏某正是看到了淘宝产业未来的致富前景，在作为乡镇“一把手”的几年内，他极力维护并试图壮大来之不易的市场萌芽，大力破除各种条块分割行政体制障碍。从围绕淘宝演出服产业发生的数起事件，便不难看出其保护增量的决心和行政力度之大。
根据受访者提供的信息，在2012年～2014年间，各类“找茬”的人都有数次来访。这些人从何而来呢？县里的工商、税务、消防、安监局甚至公安部门，出于按章办事的需要，对市场规范及其稳定性需要定期监管，例如对隐患要进行逐一排查，并且对于不合格的情况要进行程度不等的行政处罚。此时，地方市场软硬件基础本身已非常差，需要“农民底色”的小商户自行构建内外部的合作互助网络，过程可谓是异常艰辛。并且，即便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在匮乏的市场资源中立足，他们试图通过大量致密的自组织经济行动，已然筚路蓝缕。方才有些起色，他们便要面对各种额外的行政处罚及其经济压力。这不能不说是雪上加霜。从形式上看，这些都是市场主体无法规避的正常的检查过程，这些正常符合规矩的“动作”无不会从外部起到规范性的约束作用。不过，从产业演化的进展上说，对于村民的“兴致勃勃”的淘宝过程而言，这是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对此一新兴行业“合法性”的根本质疑。这样一类做法，将直接导致不完备的市场及其主体，在产业定位上飘忽不定、徘徊游移，畏首畏尾。此时如果淘宝产业继续存在“大手大脚”的发展空间，就必须有一位强有力的管理者“上位”，应对这样一种巨大挑战。
根据前文所述，以淘宝为代表的电商平台之规范和监管，均尚未模式化。也就是说，淘宝产业所处的边缘性位置，使得监管主体无章可循，因此在不同的行政体系之间，可以存在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悖的产业态度。而此时，苏书记则发挥了“镇海神针”一般的顶梁柱的作用。因为县政府的执法机构和乡镇一级政府是平级的，一如工商局的科局长和乡镇“一把手”，在行政级别上平级，虽则管辖范围和行政执法上各有分工，但同一受监管主体要面临驻地政府与直接监管单位的双重管辖逻辑—在具体行政机构和驻地政府所持态度相悖或利益诉求不同之时，此时便也确实道出了对于淘宝行业“模糊监管”的实质。根据受访者所述，“苏书记曾直言，让我们这些商家不用怕，更不要乱，他说他在这，这些人不敢乱收费”。并且，“通过和各方协调，和上级领导争取进一步发展的自主权，同时与城区行政机构的领导直接接触，他扛住了压力。并且，针对具体问题我们镇也有一些实质做法。苏书记他从县里争取了两台最好的大型消防车。各种相关设施和消防宣传也随着一些严格的被动检查迅速配套。这样，标准高了，‘找茬’的没了，检查少了，乱收费、乱罚款也没有了。”由此看来，在淘宝村，虽则存在监管或干预倾向，然而县级行政机构的行政手段下沉和利益获取并没有真正成功。当然，这同地方行政长官在中间插了一手直接相关。
如果说“苏书记”这一关键人物能够称得上地方政治舞台上的政治能人，那么一个简单的结论便不难得出—在条块分割的县域版图中，条条块块之间存在全然不同的行政逻辑—显然，苏某非常强势，最终也取得了博弈网络中的成功。其实，在地方财政的压力下，各科局之间显然有扩张自家阵地的倾向，而依照行政法规，诉诸较为严控的监管力度，这样便可以达成合乎于政策的合理区间内的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对于地方行政长官的苏书记则不同，出于自身在未来政治市场发展的空间需要，他必须在民生反馈和上级检查二者之间找寻一种微妙的平衡。无疑，民生发展直接关乎对官员政绩的考察，同时民生发展的本身意味着一种直观上的数字增长，淘宝产业只是承接了这一政治任务和行政目标的出口。并且，在“展示性治理”的行政逻辑[1]驱动之下，淘宝村作为一种颇具特色的政治文化打造，对于地方性政绩和个人升迁来说则水到渠成。不仅如此，从地方政治生态和交流互鉴的官场现象上来看，淘宝村这一处亮点，实在成了一处熠熠发光的增长点，它成为撬动诸多行政主线和重点打造层面的亮丽风景线。毕竟，论及共和国的经验传统及地域实践特色，无论是对于基层社会自身，还是对于宏观的社会治理，经济总是一个颇具成效的切入口。而淘宝村这类深刻内嵌入本土文化的、“造血式”的、内生性的经济发展模式，具备普遍性的拓展价值。因此，从经验上来说，它诞生于中国基层社会，植根于特定的政治生态和地域文化，是作为改革非预期后果而出现的一种创新经济的典型映射；在政治实践中，它亦是在经济新常态语境下，撬动地域新增长点的有力扳手。从治理行动的“政府主导”逐渐过渡到“多方参与”的主体向度来看，淘宝村的发展持续向前，治理故事仍未结束。
第三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快递服务业乱象的治理事件。由于淘宝产业的日益壮大，不仅一些国内主流的大型快递服务公司在大集镇设立了物流服务站，一些小众的地方物流公司也加入到了大集镇的淘宝行业中去。据受访者说，物流快递公司设点最多的高峰期，大约达到30多家。他们有些至今仍分布在大集镇的各个角落。在儿童演出服饰的销售旺季，即六一节前夕的一个月内，整车的大厢货排着队往外走，仅是物流运送专车便把小镇的主干道堵得水泄不通。
而在淘宝过程的前期，据一些早期便开始经营的店家说，当时的地方性市场非常有限，快递公司根本不会在镇上设立分店，他们这些小商户不仅需要自己将货品送到城里，运输成本陡增，而且因为接单有限，为了降低成本他们会选择集中地运送邮寄，最终导致了严重影响物流速度。而随着服装专业市场壮大，该地的商业环境变化备受关注，在2013年前后，这些快递公司纷纷在镇上设点。并且，在这些服务终端门店的白热恶化竞争中，他们大多会采取一些便民手段，来赢得更广大的市场份额，有些公司会免费提供上门配送、上门取件的服务。毕竟，以镇政府为中心，从镇子上到村里的路程并不远。
快递服务业冲突与整合过程中，大集镇特殊的地理位置直接引发了最严重的危机事件。该镇所处的曹县，位于“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地带，属于山东省的县域，县城南部和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接壤。位于县
[1]田毅鹏、张帆：《新时期基层社区“展示性治理”的生成及运作》，《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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