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视域下女性的成长困境—《寒夜》与《包法利夫人》主人公形象解读
作者：张伊楠 2020-09-02 10:37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巴金笔下的《寒夜》与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在人物形象塑造、艺术手法运用、女性意识表达上有其相似处和差异性，因此本文以曾树生和爱玛等主要人物为分析对象。
一、女性意识的萌醒
《寒夜》发生在抗战时期的重庆，“五四运动”的余波犹存，“科学”“民主”“平等”“自由”的大旗仍在摇动，代表西方进步思想的曾树生和汪文宣便是在个性解放的风潮中相遇相知相爱的。受过新式教育的二人年轻时有共同的理想追求，秉持着相近的价值观念，讲求男女平等、恋爱自由，无视传统伦理和封建礼教，省去繁琐的结婚程序而私定终身。而汪母作为封建社会中守旧的一员，她在生活中与树生的婆媳矛盾便凸显为两种文化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汪母大言不惭大谈特谈旧式礼教—明媒正娶、相夫教子等，并辱骂树生为儿子文宣的“姘头”，企图把女性放置在一个由男权所引导的被束缚被压抑的环境中，这与她本人的成长时代和生活经历是息息相关的。封建环境笼罩下的传统社会讲究夫为妻纲，夫是一家之主，妻遵循三从四德，要从一而终。缔结旧时婚姻的汪母嫁入汪家后不久丧夫，她只得将人生的所有希望寄托于自己的儿子，是终生依附男人的代表。但是树生是一位深受高等教育的职业女性，独立精神深入骨髓，“对于婆婆的种种侮辱性的斥责，曾树生始终保持着非常清醒的自我认识，旗帜鲜明地捍卫自己的人格独立和社会地位，体现了新女性的自尊、自强和斗争精神”[1]，她始终保持与汪文宣处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之上，即便有爱意存在，她的态度和作风也一直不卑不亢，甚至于在经济实力和生存能力方面已经远大于汪文宣这一男性人物，间接地挑战了父权制经济并占据了家庭的话语权。即使被外人称为大川银行的“花瓶”—依附于其他男性得到生存空间，但她仍尽可能以崭新的姿态为女性占据现代社会的一席之地做出了开创性的尝试与示范，这样的人生价值是汪母不可比拟的。
那么在《包法利夫人》存在的西方语境里，男权制也素来占据着主导地位，从造人神话—女人夏娃是从男人亚当身上一根肋骨诞生起，男人就被认为是世界的中心，女人应该并且必须服从于男人。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凭借经济主动权的掌握欲将一股新鲜的“平等”之风吹向欧洲大陆，试图打破一成不变的等级观念。女子们有机会脱离男性社会强制设定的固定角色，即除了日复一日的相夫教子、循规蹈矩的生活模式，亦可以接触到新的社会风尚—读书认字、追求个人幸福等，尝试放弃对男人的附庸，独立的女性意识渐渐萌发。于是在福楼拜笔下19世纪中期的法国社会，空气中飘散着卢梭、孟德斯鸠的启蒙新思想，使得少数女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传统势力的束缚，偶有女性意识的闪光”，预示着“女性并非天生属于家庭，生存于男性羽翼之下”[2]。修道院中长大的爱玛有机会接触到文化教育，潜移默化地受到浪漫主义小说中女主角理想爱情的熏染，企图将阅读世界带到现实生活来，寻找无所不能、才貌俱备的“白马王子”，实现美好的人生追求。
但是比之曾树生，爱玛是不成熟的。首先，她所受教育的途径只是虚无缥缈的文学作品和老修女口中繁华的生活图景，这仅是当时超脱于农家少女身份的贵族教育，与曾树生所接受的真正解放思想实现自由的高等知识教育完全不同，她没有自己的工作和事业，所谓理想也就是顽固地对爱情的追逐，陷于此的弊端便展现出来：只求摆脱身边无能懦弱的丈夫，片面地追求物质生活的富足，通过搬家和游览妄图进入更高层次的生活社圈，依旧把人生的改变寄予在男子身上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只是女性意识的萌芽，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女性意识的崛起。其次，爱玛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她出生于一个略富庶的农家庄园，结婚时有一定的陪嫁，日常生活的开销全部来自于丈夫的遗产和从医收入。但是由于个人情绪的不安和欲望的无法满足，她与夏尔离开了刚刚站稳脚跟的托斯特迁到了新堡区的永镇寺，房屋装修、衣装打扮使得财产消耗殆尽，而收入菲薄。以至于后来她不断膨胀的物质需求让她大举借债无力偿还，深陷经济的囹圄。很显然，物质上的被动也没有使爱玛真正跳脱男权的束缚，仍然具有依附性和趋同性，和曾树生独立的经济地位、职场担当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爱玛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勇敢地把自己人生的全部意义投注到不朽爱情的追求中去，对于激情的渴求也是一种对女权的宣誓，她“对包法利男性气质包括对整个男性开始质疑并做出评价，她自己虽然在生理上以及强加
[1]姜哲：《巴金〈寒夜〉中的现代女性意识》，《语文建设》，2016年第36期。
[2]周标：《西方文学中女性意识的觉醒与重建》，《求索》，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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