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视域下女性的成长困境—《寒夜》与《包法利夫人》主人公形象解读
作者：张伊楠 2020-09-02 10:37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巴金笔下的《寒夜》与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在人物形象塑造、艺术手法运用、女性意识表达上有其相似处和差异性，因此本文以曾树生和爱玛等主要人物为分析对象。
尔道夫“温柔乡”的过程。期间爱玛“心荡神驰”，从渥毕萨尔的子爵、情短意长的莱昂到身边亲密的罗尔道夫，她觉得“这种甜蜜的感觉就这样渗透从前她那些欲望，好像一阵狂飙，掀起了沙砾，香风习习，吹遍她的灵魂，幽眇的氤氲卷起了欲望旋转”[1]。直达人物心灵的描写把女主人公压抑许久的爱欲释放出来，一点即燃的浪漫放荡充斥在小镇的空气里，爱玛无可救药地进入到罗尔道夫的情感圈套中。另外，以“沙砾”“香风”等景物介入人物内心世界则更加明晰地阐明情感变化，化抽象为具体，侧面烘托出爱玛迸发的激情和欲望，引发读者的想象和共鸣。
四、悲剧发生的成因
巴金的《寒夜》集中表现了在传统文化和新文化交错下的曾树生的成长与抉择，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集中表现了在传统道德和新自由影响下的爱玛的成长与抉择。中西视域下社会环境、文化内涵的差异导致了两位女主人公在为人处世方面动因的根本性不同。
在社会环境层面，《寒夜》铺陈的背景是国民党统治下抗日战争后期的重庆，政局动荡不安扰得人心混乱，通货膨胀加速使得大量财富集中于少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手中，民不聊生。汪文宣一家正是受此影响，放弃了上海安定的居所和理想的教育事业，委身于社会底层。由此可见，不堪的社会制度和频繁发生的战乱是导致人物性格发展变化的“始作俑者”。在文化内涵层面，站在传统文化和新文化交叉路口的曾树生，想脱离男性达到经济独立却不得不当起“花瓶”，想自由恋爱追求幸福美满的婚姻却被婆婆视为非名正言顺的“姘头”，因此一切陈腐的社会、文化力量促使了她悲剧性的出走与家破人亡。
在社会环境层面，福楼拜笔下的爱玛出生在19世纪中期的法国，现实社会中一方面残余着旧时贵族的风俗秉气，一方面是新兴资产阶级的资本积累和大资产阶级挥金如土的金钱观，两者参差混杂，造就了千人千面的有产者们。从个人角度出发，爱玛是在资产阶级“自由、平等”观念冲击传统道德中
[1]福楼拜：《包法利夫人》，周克希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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