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视域下女性的成长困境—《寒夜》与《包法利夫人》主人公形象解读
作者：张伊楠 2020-09-02 10:37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巴金笔下的《寒夜》与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在人物形象塑造、艺术手法运用、女性意识表达上有其相似处和差异性，因此本文以曾树生和爱玛等主要人物为分析对象。
即使后来他们彼此体谅甚至有所让步，但是却无法达到生命共同体的统一协和的重要原因。另外，树生不满文宣的懦弱还体现于对其婆媳矛盾的处理上，他希望妻子如同自己一样对母亲多忍让，甚至于妻子去兰州后他幻想她能给母亲写封道歉信，使破裂的家庭重归于好，使心中一面是母亲一面是妻子的天平保持平衡，但这样的做法无疑让性情刚烈的曾树生无法继续容忍，继而后来提出了离婚的想法。相比之下，爱玛则对于丈夫包法利的嫌弃和鄙夷更加严重。婚后不久，她便发现“对他来说，表露感情成了一种例行公事；他吻她都是定时的”[1]，一成不变的生活和甘于平淡的丈夫使她恼火，对丈夫的憧憬破灭进而迷失自我，不懂浪漫、缺乏才干的夏尔最终成了爱玛逃离婚姻寻求刺激的直接原因，转向对其他男性的附依。因此爱玛去交往拥有更多共同语言、同样浪漫放荡的莱昂；把情场老手罗道尔夫作为自己的情人，越陷越深，以致后来不可阻挡地走向坠落和毁灭的道路。可以说夏尔对爱玛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埋葬，因此激发了她对于男权主义的控诉、对女权主义的呐喊。
（三）两位婆婆：传统文化的卫道士
在一定程度上讲，两位婆婆的形象是传统文化的卫道士。现代与传统的不兼容使得婆媳之间的矛盾深化变得显而易见，但是在汪母和树生之间起主要作用的则是更深层次的畸形的心理因素。汪母的旧时婚姻束缚了女人的天性，长期守寡和恪守妇道压抑了对男性的欲求，不得不将所有的爱—包括母亲和女人两重的爱都投入到自己的儿子汪文宣身上。曾树生的到来大量侵占了儿子对其爱意的回报，仿佛另外一个女人来抢夺自己爱人的恨意和妒意油然而生，辱骂曾树生连娼妓都不如。恰好曾树生早已看透了一切—“你母亲那样顽固，她看不惯我这样的媳妇，她又不高兴别人分去她儿子的爱”，汪母的心里便“感到失望”，认为“一定是那个女人在他心上作怪。她更留心地看他”[2]。一位婆婆对儿媳妇竟然产生了如此的憎恶，仿佛旧时家庭中的妻妾争宠，说明“这种心态已超出了母爱的范畴，她的下意识里对树生升起的已不单单是‘恨’，更多地混杂着一个女人的爱被夺走之后所滋生出来的‘妒’”[3]。如此日复一日的恶性循环，婆媳矛盾积重难返，而汪文宣却始终无法理解她们为何一直争吵不能和解，以至于总是在作无谓的“和稀泥”。这样看来，在汪母的潜意识里，已然把汪文宣及其父亲幻化为一个人，她把自己摆在一个既非母亲又非婆婆的位置上，如同妻子一般和曾树生用力去争夺儿子所有的爱，可谓荒唐至极。换言之，她的表现成为一种变了形的“恋母情结”即反转为一种排他性的“恋子情结”，一是由于传统文化中要求女性“嫁从夫、夫死从子”，汪母对于儿子的依赖性；二是长期以来本性的压抑使她把成年的汪文宣视为曾经年青的丈夫，混淆了母爱和妻爱的界限。不得不说，这样人性的悲剧比社会所造成的伤害更深刻、更令人惋惜。
与之相比较，夏尔之母的脾气有所收敛和克制，但也对自己儿媳的所作所为有偏激的抵触看法。她不仅看不惯爱玛模仿大户人家置办吃穿用度，责备爱玛大手大脚不会过日子，还流露出对儿子爱的争夺—“可现在，夏尔对爱玛的恩爱，在她眼里就是对她的母爱的辜负，就是对她的尊严的亵渎”“她借着忆旧的由头提醒他，做母亲的为他受过多少累，做出过多少牺牲，跟爱玛的不关痛痒两相比较，他这么一头扑在妻子身上宠爱她，真是本末倒置了”[4]。因为同样，她也具有汪母般的爱情悲剧。夏尔之父生活放荡，整日吃喝嫖赌，家庭中的一切料理全凭夏尔之母独自支撑，她唯有隐忍而得不到任何怜爱。她只有把生活的希冀转移到儿子身上，把他作为实现自己遥不可及梦想的代替人，从而体验到人生的价值。于是她常幻想着夏尔能够衣食无忧、高官厚禄，连为儿子寻找妻子都是因为看中了对方财产，并不在乎对方是丧夫之妇的身份。然而当夏尔与爱玛结合时，她便由慈母的形象转为恶婆的样貌，与汪母的“恋子情结”尤为相像。
因此，不可否认，两位女主人公的形象特点是由于自身性格所致，但是婚后丈夫的懦弱无能、婆婆的言语相向，对其思想观念的转变、行为举止的影响亦不容忽视。
[2]巴金：《巴金选集》第6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148页。
[3]刘艳：《情感争夺背后的乱伦禁忌—巴金〈寒夜〉新解》，《东方论坛》，1995年第2期。
[4]福楼拜：《包法利夫人》，周克希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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