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视域下女性的成长困境—《寒夜》与《包法利夫人》主人公形象解读
作者：张伊楠 2020-09-02 10:37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巴金笔下的《寒夜》与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在人物形象塑造、艺术手法运用、女性意识表达上有其相似处和差异性，因此本文以曾树生和爱玛等主要人物为分析对象。
等人道貌岸然的面具，把自私自利的一面充分暴露出来—肉体上一面享受着爱玛的温存与热烈，精神上却在爱玛深陷财务绝境时却背信弃义、扬长而去。福楼拜评价自己作品时也讲到“这一切都是真实的”，着笔小人物可以说是摒弃了以往流行的浪漫主义技法，以现实主义眼光审度资产阶级虚伪的道德样貌，从而披露小说中所有人物的真实状态。
（二）积极形象的缺失
巴金在他的文章《谈〈寒夜〉》中指出作品中“三个人物都不是正面人物，也都不是反面人物；每个人有是也有非”，并给予他们每个人深切的同情。汪文宣作为整部作品中的“弱势”人物是最值得同情的，在母亲和妻子之间左右为难不是因为他是非不辨，而是他总站在母亲和妻子二人的角度理解问题。可一个善解人意的男人为什么会事业无成，家庭破败？是他还具有忍让怯懦、胆小怕事的性格局限，因为他也是一个普通人，善良的同时也在被动接受社会和家庭带来的无形的压迫。另外，曾树生的出走一直被批评为是导致汪文宣死亡的直接原因，可以这样讲，因为她不是一个能够完全抛弃个人享乐追求、忍辱负重而全身心投入为家庭做无私奉献的“圣人”，她只是一个普通的知识阶层的新女性，不免受个性主义影响把自我得失放在首位考虑，实现自己的成长与抉择。这样的人物塑造完全不同于20年代革命小说中“高大全”的革命者即甘愿牺牲个人利益也要保全他人的形象。换言之，这也是巴金先生对小说人物个体生命独特性的尊重，积极形象的缺少不代表主人公皆是消极形象，人物虽然平庸却更显真实，读者恰恰可以与主人公“同呼吸、共命运”，感同身受般的融入小说阅读中去。
福楼拜的小说中亦不曾涉及积极形象，因此《包法利夫人》被誉为法国乃至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没有正面主人公的小说。爱玛是一个脱离实际富于幻想的具有现代女性萌芽意识的妇人形象，她既不是高高在上过着纸醉金迷生活的贵妇，也不是下层中逆来顺受过着相夫教子生活的农妇，正是这样高不成低不就的平庸生活让她陷入了痛苦无边的深渊。一个柔弱的女性，一个无助的小人物，在自我思想的矛盾中沉浮，自封的“贤妻良母”无法继续伪装，最终还是摆脱庸庸碌碌的丈夫去寻找自我认定的激情爱情而香消云陨。虽然爱玛极不符合当时社会对女性的定义并且越出了传统女性的道德底线，但是作者给予了女主人公极大的同情和怜悯，甚至在写道爱玛吞砒霜而亡的时候，福楼拜放声疾哭“爱玛死了，爱玛死了！”由此可见，虽然爱玛不是一个正面主人公的积极形象，但是这一人物寄予了作家极大的思想感情，并成功地反映了法国堕落的社会风气和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价值。
（三）深刻的心理揭示
学者夏志清曾评价《寒夜》—“凭着这一小说，巴金成为一个极出色的心理写实派小说家”，所以我们不难发现，作品中有关人物刻画的技法大多是从主人公的心理入手，其中最集中的心理矛盾冲突体现在曾树生的“走与不走”中。起初战局发生变化，虽然汪母咄咄逼人但是曾树生还是坚定地答复汪文宣“一定不会离开他”，可当陈主任不断与她讲明利害关系，她的内心发生了动摇，好似为了报复婆婆和丈夫一样欲图反抗。这样，人物的心理便随着情节的不断推动而发生偏移，自然而真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其次，在每次婆媳大吵之后，曾树生的心理活动如同电影中蒙太奇手法一般，用绵延不绝的意识流动来肆意拼接情绪的宣泄流淌，“为什么还要守着他？”“为什么还要迟疑？”“我还能有幸福吗？”[1]……从迁怒丈夫、顶撞婆婆到顾及个人幸福，一系列跌宕起伏的内心独白把人物纠结转而坚定的状态展现得淋漓尽致。另外，作品中还有大量的书信往来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巧妙地把人物心声袒露出来。汪文宣收到一封他所期待已久的来自兰州的长信，字里行间渗透出曾树生歉意而又决绝的离去：首先她检讨自己不是一个汪母眼中的“好媳妇”世俗口中的“好妻子”，然后指出丈夫的懦弱和婆婆的刁蛮使她无法继续消耗自己最后一点青春，最后说明自己只想去追求自由与幸福。树生的无奈、痛苦、自责、不舍等若干矛盾的心理交杂在一封书信中，让我们真实地体味到字面下焦灼跳动的一颗心，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同样地，福楼拜作品中亦存在大量的人物心理刻画，因此《包法利夫人》也被称为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大胆接触到了女性性心理描写的小说。其中小说里一个经典的情节便是农业展览会上，一头是官员们无聊沉闷的讲话，一头是罗尔道夫引诱爱玛的试探，两者交错进行，讲述了爱玛彻底沦陷在罗
[1]巴金：《巴金选集》第6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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