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视域下女性的成长困境—《寒夜》与《包法利夫人》主人公形象解读
作者：张伊楠 2020-09-02 10:37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巴金笔下的《寒夜》与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在人物形象塑造、艺术手法运用、女性意识表达上有其相似处和差异性，因此本文以曾树生和爱玛等主要人物为分析对象。
是对丈夫、对生活的不满意的一种表现，对非理想生活的一种叛逆，另一方面则是想把情人当成理想转嫁的载体”[1]，这便在当时社会的伦理道德层面做出了极大的僭越。爱玛为自己规划的自由世界挑战了男权系统，无可救药地陷入了“包法利主义”，将平庸卑污的现实和渴望理想爱情、超越实际可能的幻想对立起来，成为世俗的背叛者，塑造为一个无法得到当时社会容纳和确认的现代性妻性的形象。爱玛的母性则更为缺乏。怀孕期间她对新生命表示好奇，当分娩出女儿时她又充满了失望，当初做母亲的欣喜一扫而光。诞生的孩子仿佛是她生活的附属品，可有可无，偶尔才能想起其存在。突然对女儿贝尔特唤作“可怜的宝贝儿”“我的天使”这样的行为都使保姆大吃一惊，忽而迸发的爱意往往又令人颇感意外。因为新生命是一名女性，所以愈加把爱玛的幻想摔得粉碎—男性尚且还能培养成混迹上流社会的风流才子，而无力的女性只得同她一样附依于家庭和男子，哀叹生活的平庸。据此分析，原因可能在于在她成长历程中，身边没有一位成年女性向她口传心授有关家庭和婚姻的现实意义包括女性在其中应当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地位，她亦没有现成的例子加以模仿，脑海里仅是充斥着修道院里的道听途说和小说中的浪漫幻想。因此，妻子与母亲的身份对爱玛而言并没有实际的约束力，她断不会用好妻子、好母亲的标准来衡量自己，也绝不会为了孩子摒弃自己追求梦想、自由生活的权利，是妻性和母性的丧失。
（二）善良但懦弱的汪文宣和夏尔·包法利
不得不说，《寒夜》中的丈夫汪文宣和《包法利夫人》中的丈夫夏尔·包法利的性格刻画有异曲同工之妙。首先，他们对于自己妻子的爱都溢于言表。吵架离家之后，汪文宣寻找树生，在街上碰到之后“她看见他，脸上露出一丝笑意，她略略点一点头。他的勇气突然增加了，周围突然亮起来，仿佛春天就马上到了似的。他堆着一脸笑向她走过去”，树生答应到“国际”去坐坐，“他觉得心里很轻松，好像谁把这两天来压在他心上的石头拿走了似的”[2]，这连串的心理描写表现出文宣在树生面前的小心翼翼，妻子对他的一点温柔就足以令他振奋起来，生活充满无限的希望。他性格懦弱，始终生活在树生和他母亲矛盾的夹缝中，但难抗母命的同时依旧替树生掩盖解释并心疼关怀树生，企图用自己的微薄之力调转那不可调和的船头。对于夏尔，爱玛起初所做的表面上的持家行为实则是小资情调的装腔作势，在他眼里都是对美满婚姻的用心经营，是对他爱意的奉献，“于是夏尔更为自己有这么一位妻子感到自豪了”[3]；他对爱玛言听计从、事事顺遂，宁愿放弃刚刚打拼出一片天地的托斯特来到永镇寺，只是为了缓解爱玛需要换个新环境的神经官能症，希望自己的妻子心情愉悦早日康复，可见其赤诚的真心。就连爱玛早已背叛他，做出爱情不忠、品行不端、贪婪无止、不可饶恕的行为而服毒自杀后，欠款源源不断地涌来时，夏尔依旧蒙在鼓里深切地怀念自己的妻子，不肯变卖爱玛的遗物，直到发现她与莱昂的信件，他也无法停止对她的爱而最终以死谢幕。正如王安忆所讲“包法利这个笨人，实在是有着感人的爱，即便是对他从未爱过的前妻，也含着温情，何况是他深爱的爱玛”[4]。因此可以说这是两位丈夫对自己妻子深沉的爱意，亦是他们性格之中柔软的一面使得情比金坚。
其次，他们的懦弱都使自己的妻子感到不满。汪文宣失去了曾经大学毕业后的凌云壮志沉溺在庸庸碌碌的校对工作之中，岁月和时局打破了他所有的幻想，人际关系的复杂又使他望而却步，唯有麻木又委屈地活着。可是树生不甘于此，努力地赚钱养家、送儿子去贵族学校念书、与顽固的汪母做斗争，一派毫不妥协的样子，将新时代女性的意识贯穿始终，这便使得他们在生活的观念态度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分歧—“过去把她和汪文宣连接在一起的是他们共同的理想，以及文宣的活力，可到了战时的重庆，文宣也被迫放弃了理想的追求，且复失去了生命的活力，懦弱敷衍的一面充分暴露出来”[5]，
[1]4巴金：《巴金选集》第6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148页。
[3]4福楼拜：《包法利夫人》，周克希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41、43页。
[4]王安忆：《残酷的写实—重读〈包法利夫人〉》，《读书》，1999年第11期。
[5]阎浩岗：《不同生命欲求之间的冲突—重读〈寒夜〉》，《河北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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