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转义、述行： 意识形态的认知结构与语言机制—论保罗·德曼的美学意识形态理论
作者：孙云霏 2021-09-15 14:37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德曼将意识形态与美学在认识论范畴上进行关联，认为二者均是“意义和理解过程的一种现象论”。美学意识形态的实质是语言认识模式的“转义”结构，既与物本身无关，又无法闭合自身，因此具有不确定性。述行模式要抹除其由之而来的认知模式，以此终止认知的不确定，并转向自身的力量和效用。但德曼认为这一抹除无法完成，物质已铭写入“转义”的图示，与述行模式始终并置，且以将来到场的方式对后者进行打断。德曼的美学意识形态理论从语言机制的内在理路揭示了政治话语和政治行动间的自毁关系，指涉出当今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某种趋向，并提出“物质的事件”的历史观。
政治性问题同样在德曼的关注之内，他对康德、黑格尔、席勒、浪漫派等的美学考察具有政治维度。德曼提及选择美学作为分析政治性问题、揭示政治运作的场域，是因为“美学并不将它的身份和它所描述的行动混淆起来，它因此更加意识到话语和行动之间的差距”[3]（P100），美学和意识形态作为根本上的认识论问题，能够揭示出政治话语和政治行动间吊诡的自毁关系。从美学意识形态作为形式上总体化了的“一”来看，“这种普遍的政治—转义运作被称为‘霸权’”[25]（P230），它将不可化约的差异性强行统一到单一的社会结构和观念体系中，将异质转化为同质，并强迫他者接受普遍意志。但美学意识形态与原初的“物质”关联，与前认知的、纯粹差异的感性个体关联，这使得它在面对非认知的行动暴力时能够释放潜在的抵抗力量。当代法国哲学家雅克·朗西埃同样对个体和构序间的关系进行探讨，认为“治安”是一种社会性的象征结构、共识下进行监控管理的整套秩序，目的是实现社会的有序性；而“政治”是对“治安”的社会构序的打破，使得原本在共识秩序下的不可见者可见，不被理解的“牛哞”成为可被听见的话语[31]（P39-42）。朗西埃是在个体—构序的二元关系中、强调感性个体的非同一性及对现有秩序的扰乱，德曼则在个体—话语—行动的三元互动中、分析更为复杂的力量关系及相互解构，美学意识形态既可以作为政治话语的虚假统一，也可能释放出抵抗行动暴力的感性力量，因而打破了英法和德国真理/意识形态间的对立。这体现出当下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某种趋向，如齐泽克将“征兆”作为分析和批判意识形态的关键要素，将其分为“阴性”和“阳性”两类，阴性概念意味着征兆作为结构现实社会的快感—符号方式、现实已经为意识形态所中介，阳性概念则将征兆视为一个对现实秩序进行扰乱的因素，“因为它必然包含了一个特殊个案，该个案将打破意识形态普遍原则的一致性，暴露其虚假性”[21]（P16），意识形态在与现实的更为多元的关联中被重新审视。
德曼也提出自己的历史观，他认为，历史不应被认为是进步或退步的过程，不是由转义而来的认知。相反，历史是一个发生（occurrence）或一个事件（event），是“战役”“力量”等发生的时刻，是只有述行才能够产生的事件[6]（P133），它恰与认知断裂。但述行的历史无法抹除认知的形式，此形式能够召唤“前认知”的物质领域，“为了改变领域，为了介入历史，因此允许可改变的未来可能性，它使得那些现在被规定的拥有一个铭写的重塑”[25]（Pviii），这一被压抑的物质的重新释放，这一物质对述行的打断即是“物质的事件”，也即历史的辩证。随之而来的则是真正的时间，来自过去的记忆构成现在，并将自己投向将来，在“一个理想性的时间里面，这种时间永远不是此时此地，而总是一种过去和一种无休止的未来”[4]（P249）。汤姆·科恩等人指出德曼的历史观与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的关联，本雅明提出，历史并非进步的、空泛的线性时间，“而是意味着捕获一种记忆，意味着当记忆在危险的关头闪现出来时将其把握”[31]（P267），作为“单子”的历史主体为了被压迫的过去而朝向未来、爆发革命，以打破同质的历史结构并获得拯救。德曼则更为强调建基性的“述行的事件”和颠覆性的“物质的事件”间相互并置且不可调和，“历史无法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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