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社会中的“亲密关系”难题—对文珍都市情爱小说的一种疏解
作者：杨立青 2020-09-02 10:37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80后”代表作家文珍有着对城市题材的充分自觉，在对城市白领群体的书写中，她以情爱故事为中心，深入描绘了个人主体的精神成长。
然而，对这种“无力病”的文学呈现本身除了具有明显的社会学意义，也闪烁着小说特有的美学光泽。如同荷尔德林的咏唱“在这贫瘠的时代，诗人何为？/可是，你却说，诗人是酒神的祭司/在神圣的黑夜，他走遍大地”，李敬泽在论述“巫”与小说家的关系时也指出，“（巫）是人与天沟通的媒介……不称职的巫，他把我们放逐到蒙昧混沌之中，他忘了，人们之所以有沟通天人的欲求，就是因为，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有独特的命，有一种与庞大的世界戏剧对抗的内在理由，而巫要把这理由告诉他们……文珍是称职的巫，巫借助文字，也获得了抵达、唤醒和建构内心生活的能力：无以名状的恐惧、焦虑、欲望和疼痛，由此变成了被名状、被意识的事物”[1]。
不过，事物被名状、被意识后，似不应自行终止。文珍小说中的人物并不缺少内心生活，也不缺对于生活的热望，缺的是基于社会交往和联结的真正行动。然而，交往意愿的低下、交往能力的“丧失”以及对现状并无更多真实反抗的个人意志的软弱，在文珍小说却是普遍存在的。在《银河》里，前台同事每天中午都在聊电视剧，“我”全没看过，因此插不上嘴，“大家都说剩女宅腐，可剩女更多的因素显然不是宅，而是因为身边缺少不宅的可能性：生活圈子太小，除了银行男同事，就只剩下淘宝送货的快递小弟了”。即便有对现实秩序的反抗，往往也是象征性的，或仅仅流于言语的愤怒层面：工位桌上放一沓《中国国家地理》、向往远方而又不得不每天打卡上班的老黄告诉“我”，“每次打卡他都用的是中指”；老黄对“我”在银行前台服务客户完毕后总被按“不满意”键的现象也有着独特的解释。
真实原因只有一个：他不爽。对银行每个月连本带利扣掉自己八成收入当按揭款不爽。对银行象征的固若金汤的金钱世界不爽，对此刻正代表着银行体系的你不爽。他得找个地方泄泄火，刚好眼前就有个“不满意”键。
这解释很酷。我对此表示满意。接受。很好。
但即便是这种象征性的抵抗在故事中也并不多见，更多的是人物的耽于伤痛，或将亲密关系当作摆脱精神伤痛、抵御外部压迫的一种内在自我机制，结果往往陷于虚幻—在包括亲属关系在内的传
[1]李敬泽：《序：新方言与部落之巫》，文珍《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中信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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