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社会中的“亲密关系”难题—对文珍都市情爱小说的一种疏解

作者:杨立青  2020-09-02 10:37  新传播    【字号:  

“80后”代表作家文珍有着对城市题材的充分自觉,在对城市白领群体的书写中,她以情爱故事为中心,深入描绘了个人主体的精神成长。


三、离散社会中的“亲密关系”难题

杨庆祥指出“新伤痕文学”书写的特质之一是,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伤痕文学”是一种对抗式的写作,并由此呈现出一种恨的美学,那么新伤痕文学书写出现了一种对话式的倾向,并出现了一种爱的美学[1]。我们不清楚论者所说的“爱的美学”所指为何,文中对此语焉不详一笔带过,并没有做出更详尽的阐述。但假如策略性地在比拟的意义上将之与文珍的小说建立起关联,那么我们可将这种“爱的美学”归结为一种现代离散社会的“亲密关系”美学。

在某种意义上,“80后”是没有“历史”的一代,在他们出生时改革开放已是一个既成事实并一直延续到现在。对于他们而言,部分人的生活与传统社会主义社会或许还有着某种关联,并存留着过去生活的记忆痕迹,比如“国营单位”的生活体验[2],但等到他们长大成人自主择业,市场经济确立而且凭借其强大的内在逻辑,迫使他们必须以个体身份加入社会、成为“市场人力资源”的一部分。或者在隐喻的意义上说,正如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所揭示的那样,“我”发现突然之间被“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场域和一个自己完全不能掌控的未来,“我”必须独自生存并面对外在的一切。同时作为缺少兄弟姐妹的“独生子女一代”,“个人”对他们而言不仅是个先在的客观事实,也是个显在的自我意识和成长经验。对于农村长大的“80后”而言,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以及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全面推行,“集体”的式微和家庭、个人走向孤立存在同样有着深刻的制度变迁根源。而在他们进入社会的世纪之交,不仅传统的城市集体经济已经衰败,一度红火的农村经济也步入凝滞而危机重重,因此伴随新一轮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的推进,进入城市尤其是进入有着更好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的现代化国际化大城市,可以说是一种具有高度共识性的理性选择。但这种选择也导致了一个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效应的出现,这就是“离散社会”的形成。

显然,与传统“乡土中国”的熟人社会相比,“离散社会”是个既脱地缘又脱血缘的陌生人社会,用于此仅作行文策略或出于某种直觉经验的表达方便,不进行严格的概念设定。但尽管如此,对离散社会现象及其在文学领域的呈现仍有必要进行一定程度的释发说明。尽管从宏观上看都属于阿帕杜莱所说的以“全球流动”为外在特征的“消散的现代性”之一种[3],但不同于国际移民的文学所传达的离散经验(如严歌苓小说),文珍小说所写是“国内移民”的城市个体生活经验:他们远离家乡、远离父母,独自在北京这样的城市“打拼”,这一方面基于对“好的生活”的追求,是其理性人生规划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迁移也将他们从传统家庭、社会网络和安全保障等支援系统中连根拔起,成为漂浮于竞争型城市社会、各自夺取生存的孤独个人—惟其如此,我们才会理解“亲密关系”何以会取代亲子等亲属关系而跃居现代个人生活的中心,也惟其如此,我们才会理解文珍小说何以孜孜不倦地关注“爱情”。而这一新的离散的社会现实和“普遍”的生活经验,假如要追溯的话,早在20世纪80、90年代的改革开放先行区和移民城市深圳就已有了深入的文学呈现和揭示,如缪永90年代的长篇小说《我的生活与你无关》就是如此—题目本身就是意味深长的[4]

“离散社会”是文珍城市书写的现实背景和力图展现的场域。在她笔下的人物大多是浮沉于城市空间的“外来者”,包括她不止一次提到的北京唐家岭“蚁族”,以及“北漂”之外的“拉漂”。“漂”在此既是离散社会的一个隐喻,也是一个指认。当然,在离散社会中,人群也开始分化组合,并按一定的经济文化逻辑形成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社会结构,“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人类、人类中的中国人正被纵横交错地切分成众多、越来越多身份的、文化的部落。世界从没有这样平,也从来没有这样层峦叠嶂,难以通约”[5]


[1]3比如同为80后作家蔡东的小说《我想要的一天》提及90年代后期国营工厂倒闭、工人下岗让麦思感到自我的渺小和个人意志的虚幻。蔡东:《我想要的一天》,花城出版社,2015年。

 

 

[3][美]阿尔君.阿帕杜莱:《消散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维度》,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

 

[4]缪永:《我的生活与你无关》,花城出版社,1998年。

 

[5]李敬泽:《序:新方言与部落之巫》,载文珍:《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中信出版社,2014年。

编辑:新闻中心-实习生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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