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社会中的“亲密关系”难题—对文珍都市情爱小说的一种疏解

作者:杨立青  2020-09-02 10:37  新传播    【字号:  

“80后”代表作家文珍有着对城市题材的充分自觉,在对城市白领群体的书写中,她以情爱故事为中心,深入描绘了个人主体的精神成长。


这或许就是离散社会中的“亲密关系”难题。一方面如吉登斯所言,现代性在非常私人和亲密的层面上重建了日常生活,而现代性区别于传统的特征之一,就是亲密关系从经济考虑与制度安排转变成个人利益与承诺的“纯粹关系”;另一方面,生活方式开始变成具反思性的个人的生活规划,Beck(2002)甚至指出现代性是强迫性的个性化过程,“过自己的生活”并不是选择的结果,而是无法回避的现代压力所致[1]。而在中国城市的市场经济社会催生的泡沫般即生即灭的亲密关系中,追求吉登斯所说的“纯粹关系”本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其中又充斥着难以名状的情感、欲望与冲突。其原因或许就在于,“爱情”之外,面对“无法回避的现代压力”,亲密关系负载了太多它难以负载的东西,如物质的保障、生活的安稳、情感的满足等:“光说爱是不够的。在一起需要安全感,相互尊重,真实的生活基础,诸如此类,等等等等……恋爱是不是也是如此?我们向对方索取的,往往是对方同样无法从我们身上获得的。”(《风后面是风》)

换言之,亲密关系本身并不足以提供“真实的生活基础”,因为后者往往是亲密双方都难以相互“索取”的。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超出“亲密关系”的东西,却被主体严格限定于私人领域,而没有看到个人安稳感等的获取和稳固,不仅来自亲密关系本身,更与社会安全等公共领域的进展状况息息相关。因此,将“亲密关系”从严重负载中超越、解脱出来,实现亲密关系某些诉求的“社会化”(即将其所主观赋予的个人安稳感等分解、投射到外在的社会层面),并为此而争取或抗争,进而建立能安顿个人精神需要和具有物质保障功能的社会共同体,或许才是解决“亲密关系”难题的应有视野。而这种视野恰恰可能是文珍的小说所缺乏的,我们看到的不是个人困守于自我封闭空间的濒临精神崩溃状态,就是寄希望于“亲密关系”缓解伤痛(如《到y星去》租房同居生活的相互贫嘴,伤痛因被“说出”而减轻),或者干脆在空间上逃离(对既定生活秩序的仪式性拒绝),但问题却并未因此而获得解决的丝毫可能,甚至更糟—《开端与终结》的季风与许谅之的婚外恋最后让一切终结于不可收拾。这或许构成了我们时代的一种“无力病”,或者当代中国的中产软弱症。


[1]马杰伟:《酒吧工厂—南中国城市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6页。

编辑:新闻中心-实习生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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