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社会中的“亲密关系”难题—对文珍都市情爱小说的一种疏解
作者：杨立青 2020-09-02 10:37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80后”代表作家文珍有着对城市题材的充分自觉，在对城市白领群体的书写中，她以情爱故事为中心，深入描绘了个人主体的精神成长。
我当时觉得这非常对，也非常鼓舞我。”[1]她近几年连续出版《十一味爱》《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柒》三本小说集，引起瞩目，并获老舍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等奖项，自然成为“80后”作家的一个代表。
问题就在于，作为“80后”作家的其中一个代表，她到底代表了什么？
一、情爱故事与一代人的成长
在我们看来，文珍的小说首先代表了一种都市题材的自觉，在“写你能写的”意义上，在深圳广州长大并在北京工作的文珍写城市而非乡村，显然是自在而自为的。其次，在书写城市中，文珍自认所属的白领群体是其主要着眼点，尽管她一度在《安翔路情事》等篇章中将注意力移至进城谋生的“底层”并因此成为最年轻的老舍文学奖得主，但这显然是一种“逸出”，她此后又回到惯常视野中来[2]。最后，在城市生活中，文珍小说的重心是城市的“内在生活”，也即她说的“对人内心幽暗深处的兴趣大于对外部浮华世界的兴趣”[3]，而这则是透过对城市的情爱故事来加以呈现的。
文珍在80后作家中最“特殊”的地方可能就在于，并无太多恋爱经历的她竟如此孜孜不倦地想象、窥探现代都市人的情爱纠缠和内心秘密，以至到了让人惊奇的地步：从2011年的《十一味爱》到2014年的《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再到2017年的《柒》，三年一本小说集的出版密度，贯穿其中的却是这变与不变的核心主题—变的是故事和人物，不变的是对男女情爱的高度好奇与执着探究。假如将文珍的所有作品当作一个整体的“文本”，在“想象即社会事实”的意义上，我们可从文珍的情爱想象中能“看见”什么样的社会事实？
实际上，文珍“对人内心幽暗深处的兴趣大于对外部浮华世界的兴趣”，早在读大学期间开始写作时就已形成，如2003年第一篇正式发表的关注城市非正常人的作品《饕餮者》就是如此—这或可视为她此后城市书写的某个原点。而收入第一本小说集《十一味爱》的十一篇小说，写作时间跨度从2003年到2011年，也即从作者的21岁到29岁，因此可将其视为系列青春成长小说并无不妥，如同在“80后”作家的作品中几乎都有一个成长的主题，她说“年轻时，还有什么比爱情更可说”，“十一味爱，也即十一段抵死缠绵；风月无边，又最终错过”，其中有大城市小人物对爱情、幸福的卑微向往，也有理想的逐渐幻灭。如早期作品《果子酱》写了来自西班牙的舞者萨拉背井离乡来到广州酒吧表演费兰明高舞，暗恋上了在同一酒吧谋生的同乡贝斯手鲁斯特，却最终发现他已有家室，“她千里迢迢地来了，却料不到遇到的人仍然是错的”。《北京爱情故事》写了一个绝望、落寞而又悲喜交集的暗恋故事，《安翔路情事》里的卖灌饼男孩小胡和卖麻辣烫女孩小玉朦胧生情但最终因现实而分开……无不暗含、凸显了青春期的情感梦幻和感伤色调，语言雅致透亮，色音味俱全，故事起承转合自然，叙述节奏把控有度，尤其是对人物内心生活的精微描摹，着实显示了女性作家独有的文学才情。
大致说来，从男女情爱的叙事逻辑上看，似应遵循恋爱、结婚、婚后等时间（事件）来展开，但这种时间和情感逻辑在文珍先后出版的3本小说集里是交替、“错乱”的—这其实也符合个人成长和情感生活的实际。在《衣柜里来的人》中，“我”和相恋七年的男友即将谈婚论嫁，却在此节点上怀着对确定未来的不安而远走拉萨。在《气味之城》中，从恋爱过渡到婚姻生活，夫妻双方却陷入婚姻的“围城”和爱情的死结，在“她”出走后，“他”在“她”留存的气味中感知她的鲜活存在，并凭借对于气味的记忆，追怀往昔的美好时光。在某些时候，除了远遁，“婚外恋”成为躲避庸碌生活和困顿婚恋的另一种“选择”（《银河》《开端与终结》）。
受伤或受挫对于个人成长必不可少。《暗红色的云藏在黑暗里》讲述了“她”原以为同龄人的“他”
[1]刘雯昕：《小说应当如实呈现各种人生可能抵达的困境—专访文珍》，《界面文化》，2017年10月31日。
[2]文珍一度陷入严重的创作焦虑，她逐渐发现，自己连身边朋友和所处群体的困境都尚未穷尽，就着急替“沉默的大多数”发声，“显得可疑而虚妄”。参看刘雯昕：《小说应当如实呈现各种人生可能抵达的困境—专访文珍》，《界面文化》，2017年10月31日。
[3]刘雯昕：《小说应当如实呈现各种人生可能抵达的困境—专访文珍》，《界面文化》，2017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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