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社会中的“亲密关系”难题—对文珍都市情爱小说的一种疏解
作者：杨立青 2020-09-02 10:37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80后”代表作家文珍有着对城市题材的充分自觉，在对城市白领群体的书写中，她以情爱故事为中心，深入描绘了个人主体的精神成长。
可以说，在离散社会的各个部落及其内部，个人彼此的“难以通约”是理解文珍笔下的孤独主题和“亲密关系”的线索和关键。正是基于个人之间难以通约的孤独，追寻“亲密关系”或吉登斯所说的“纯粹关系”是顺理成章的，“‘关系’一词意味着与另一个人的亲近而持久的情感维系……一种社会关系的达成没有外在的原因，它只是因为个人可以从与另一个人的紧密联系中有所获，这样一种情境只有在关系双方都对关系满意的情况下才能持续下去……纯粹关系是普遍性的重构亲密关系的一部分”[1]。在《银河》中，作为大龄未婚女青年，“我”与老黄亲密关系的建立，除了基于“我”第一次见老黄时“那瞬间我心动得怕人：就是他了”，更多的时候是彼此相处，“他”在身边能确证“我”的存在：“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离开，我就特别特别困，就好像一直绷紧的那根弦松了，短暂落入了一个无人之境，自由坠落”，“于是接吻，一个没有温度也谈不上有多少感情的吻。就是两片嘴唇习惯性地阖在一起，轻轻碰触，确认彼此的真实，旋即分开”，“后来的三小时航程，除了上厕所，我俩就一直这样拉着手。他的手热了又冷，冷了又热，并不恒定，但坚持不松开，好像我是他此刻唯一的救命稻草。他就这样别别扭扭地在飞机上睡着了，头一歪靠在我肩膀上，沉得像生铁。我一动不敢动，只觉一阵悲从中来”。
然而，“爱情”或亲密关系本身并不可靠，“哪里是哪里，谁和谁，都是隔岸观火”，“近在咫尺，可谁也安慰不了谁的孤独”。何以至此？究其原因，除了离散社会的现实环境限定，在我们看来，一种不同于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交往原则或个人主义价值观在日常生活中的落实乃至固化，实“难辞其咎”。如《我们究竟谁对不起谁》中小顾的自杀，固然是基于某种绝望和自我封闭，而她的自我封闭，一方面与她的好面子、不想在闺蜜面前流露婚姻生活的不如意有关，但也与她将婚姻生活理解为个人领域的绝对隐私等个人主义价值有着内在的关联，它有效地区隔、阻断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在深度、广度上的维系和发展，用《开端与终结》的话说就是，“有一次我们约好去北京路逛街—她很少叫我陪她逛街，通常都是一个人去，因为害怕浪费别人时间”。
[1]安东尼·吉登斯：《导论》，见氏著《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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