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驱动视角下的高质量发展*—以深圳创新经济形成和发展为例
作者：张猛 戴欣 2021-09-15 14:43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运行和高质量发展，社会学展示了一个更深入的过程视角，对于理解深圳发展经验，促进高质量发展有重要的意义。作为改革开放催生的移民城市深圳，在改革家引领和市场激励作用下，深圳建构了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范式。由于社会分层被打破，掌握不同技能的人才得以融合，更好地实现智力型生产要素的流动，高效的社会网络被建立，企业家精神被激发，配以政府“创新诱导型”政策措施，深圳在国家财政投入不多、文化教育水平不高，高端创新人才匮乏等不利条件下，初步形成高质量发展的格局。较完善的市场经济结合丰厚的社会资本是深圳能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原因，理解社会资本在市场经济中的关键作用，促进市场、政府、社会的协同，谋划粤港澳大湾区的空间布局，是深圳建设现代经济体系的基础，更是建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关键所在。
二、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社会驱动
市场是社会的一个子系统，既有独立性，也受到市场之外的更大场域所影响。企业深植于其所身处的社会环境中，社会如何运转，也决定了企业如何运转，低效、混乱、缺乏信任的社会中难以孕育出高水平的企业，没有高水平企业，经济自然无法高质量发展。观察二战后的现代历史经验和广泛案例可以发现，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后会与自然禀赋条件脱离，但经济发展总是与社会发展水平相互匹配。本部分将从经济社会学视角论述现实的市场经济如何建立和运转，并以深圳的实践为例，总结市场经济得以确立和产业集群充分发展的原因。
（一）从制度到行动：市场化进程
主流经济学理论对市场的构建发挥了重要作用，“述行”学派认为，基于“理性人”假设的经济学超越了现实，对市场的构建起到引导作用，尤其在拍卖、电子交易等类型的交易活动中，往往体现的是经济学家理论模型的蓝图。 [6]现实中，法律制度能保护正当的经济行为，但并不能要求社会成员要多大程度上合作和保持精进的工作状态，尤其在温饱得到实现、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更是普遍如此。人类通过重复性的历史实践已经证实，向市场经济转向的过程不是强制颁布和实施一些法律条文就能实现的，市场化是一个庞大的制度变迁过程，要理顺整个社会复杂的规则体系，使其与新的市场规则兼容，才能使制度转化为人的行动。
1.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内涵
分工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涂尔干（1858-1917）用一套与亚当·斯密不同的理论解释了分工和市场经济。涂尔干认为人类分工不仅让效率大幅提升，更为深刻的意义在于使社会能够容纳更多的人口，就像处于不同生态位的物种容易共存一样，分工避免了人口增长带来的同质化竞争，缓解环境压力。涂尔干反对同时代经济学家认为市场运作依靠的是个体对自身利益的理性追求的观点，认为市场不是“去道德化”和纯功利主义的，而是建立了一套新的道德体系。为实现不断深化的生产分工，就要对社会进行动态重组，人和人出现“有机团结”，社会成为共同体，成员在追求各自利益时也要进行妥协，来实现对个人利益的超越，因为每个参与分工的人，都陷入了“义务之网”。对于契约和法律，涂尔干认为法律既是约束性的，也是支持性的，“凡是契约存在的地方，都必须服从一种支配力量，这种力量只属于社会，绝不属于个人”。[7]涂尔干的深刻在于他看到了契约关系中的非契约因素， [8]市场经济不仅需要法律，还需要社会团结、社会意识和社会秩序。拥有良好的市场道德体系的社会，有能力在个体利益之上追求更高的利益，最终惠及整个群体，形成正向循环；相反，如果缺乏市场道德约束，个体皆在法律底线追求最大利益，经济整体效率将大为降低，形成分利格局。即便是同样的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方向却是相反的—具体经济影响在奥尔森的政治经济学三部曲[2]中得到充分论述。
向市场经济转型是一个多元进程，是整个社会体系做出适应性调整的过程，包括融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则，创造出市场经济道德体系，结成有韧性的分工合作网络等一系列的社会转型。当社会体系容纳了法治、高效、充分竞争的市场认知，市场经济转型才得以完成，因此，市场化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工程。
[2]分别是《集体行动的逻辑》《国家的兴衰》《权力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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