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驱动视角下的高质量发展*—以深圳创新经济形成和发展为例
作者：张猛 戴欣 2021-09-15 14:43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运行和高质量发展，社会学展示了一个更深入的过程视角，对于理解深圳发展经验，促进高质量发展有重要的意义。作为改革开放催生的移民城市深圳，在改革家引领和市场激励作用下，深圳建构了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范式。由于社会分层被打破，掌握不同技能的人才得以融合，更好地实现智力型生产要素的流动，高效的社会网络被建立，企业家精神被激发，配以政府“创新诱导型”政策措施，深圳在国家财政投入不多、文化教育水平不高，高端创新人才匮乏等不利条件下，初步形成高质量发展的格局。较完善的市场经济结合丰厚的社会资本是深圳能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原因，理解社会资本在市场经济中的关键作用，促进市场、政府、社会的协同，谋划粤港澳大湾区的空间布局，是深圳建设现代经济体系的基础，更是建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关键所在。
（二）深圳市场经济的确立与“民企之都”的形成
经济内生于社会， Eric Florence在《向深圳学习》一书中，从域外学者的视角概括了他所观察的深圳社会价值观：自主、自强、竞争、冒险、平等、效率、法治意识等， [18]这与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社会普遍价值观较为吻合，是深圳建成国内最成熟市场经济的社会文化基础。深圳建构市场经济价值观体系的过程是一项社会工程，在改革家的引领和市场激励机制双重作用下，市场观念被树立，社会网络交融重塑，深圳成为了中国的“民企之都”。
1.改革家引领与市场经济体系的建构
深圳是从边陲小镇起步发展成大都市的成功案例。深圳作为移民城市，社会成员从四面八方各自的社会关系中“脱嵌”后重组，但任何一种既有文化都难以取得主导地位，在改革家、企业家引领下，在政策引导、市场激励作用下，深圳快速建构了全新的市场经济社会范式，也绝非偶然地成为大陆市场经济发展最成熟的地区。
一批改革者对深圳建设市场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领导中，袁庚对深圳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贡献是奠基性的和影响深远的， [19]从执行了30多年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其中的阻力可想而知，“蛇口模式”的本质是一种社会技术创新， [20]在一块面积很小的“试验田”里进行激烈的社会转型实验，为中国改革开放和深圳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与苏联、东欧上世纪90年代转轨不同，没有西方经济学家给蛇口提出如何改革的具体建议，蛇口也不是以法律、产权的激进转变作为建立市场经济的切入点，而是把社会观念和行为惯例作为改革突破口。袁庚在蛇口以“大不了回秦城监狱去”的大无畏精神，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重塑了深圳社会价值观，震撼了整个国家。袁庚与蛇口的干部群众开创性地实施了工程承包、干部公开竞聘、民主选举、可以在报纸上公开批评领导干部等举措。袁庚主导创建的“蛇口模式”创造了全国24个第一，包括第一个在全国率先实行人才公开招聘；第一个实行聘用制，改革工资体系；第一次进行工程招标；第一次实现住房商品化；第一个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创办第一个股份制保险公司（今平安集团）和第一家企业发起的股份制银行（招商银行）；建设第一个企业自办的对外开放港等，为中国改革开放奏响了“开山炮”。 [21]
深圳建立经济特区以来，历任主要领导承前启后，对深圳市场化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上世纪80年代，深圳的定位从“出口加工区”提升为“经济特区”，为日后深圳的发展赋予了更高的格局和更丰富的内涵，对金融、物价、劳动人事等方面全面进行改革，深圳率先提出以市场为导向，与国际接轨的方针，使深圳成为全国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主战场和代名词；90年代，深圳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推进了所有制改革，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强化按国际惯例开展对外开放，为各种所有制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推进政府机构改革，深圳在全国率先开展政府审批制度改革，还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五大体系和市场经济的四大运行机制；在世纪之交，深圳顺利完成一次重大的阶段性产业升级，高科技产业成为深圳的支柱产业，高交会成为深圳的一张名片，与高科技产业相匹配的资本市场服务体系被建立起来。 [22]
由上至下推动的改革实践对突破旧的经济体制，开辟市场经济体系有重要的意义，伯恩斯 （Burns）认为企业家的革新不用触动社会法律和惯例习俗，而公共部门的改革者需要获得许可，才能以新的方法使用公共资源和改变制度习俗，政府部门的改革者也需要企业家精神才能推动社会范围的改革活动。 [23]与此同时，深圳的整个政府体系的运作文化也受到主要领导个人风格和工作安排的影响，锐意改革、能力较强的官员担任相应的职位，整个政府系统不断为市场经济不同阶段的发展提供公共服务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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