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的自我实现*—以S市三个城中村治理为案例的分析

作者:章平 洪翠翠  2021-10-26 19:01  新传播    【字号:  

传统理论认为公共物品供给因市场失灵而只能由政府实现。基于三个城中村的追踪观察,文章运用动态博弈模型,分析公共物品供给集体行动发起、追随和实现过程,特别刻画了能人动员在解决集体行动困境中的重要作用。理论和案例分析发现:个体财产收入等初始禀赋越高、预期获得的声誉越大,就越倾向于选择发起集体行动;个体依赖公共物品产生的效用越大,就越倾向于选择发起和参与集体行动;集体行动一旦发起,引入惩罚机制可显著降低追随者的参与门槛、减少搭便车行为。因此,基层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除了政府、市场,还可以由群体自组织实现,这为“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等公共政策设计提供了学理依据。 [关键词]社区治理公共物品集体行动自组织城中村


五、结论与启示

NJ村、XT村以及HP小区三个案例自我供给公共物品的集体行动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理论上,修正了“个体理性导致集体的非理性”的认识,在一定条件下,个人理性也可以成功实现集体行动,自发供给公共物品;实践中,给诸如城中村等基层社区共同体的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首先,集体行动的发生源于三个小区中住户对集体产品的一致需求,在共同需求之下,才有集体行动的必要。案例中集体行动分为两个阶段,即能人发起与追随。在发起阶段,集体行动的组织者—本文定义的能人,由初始禀赋更高、更偏好公共物品的人担任,因为在集体行动中,他们获得的收益更高,因此更具备动员、发起集体行动的动力,这也满足了公平兼容约束原则。同时,在案例中,能人发起集体行动前,已有其他住户表示跟随,这些住户也就是后来成立的“户主委员会”或“业主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即模型中的个体2。因此,在实际案例的发起阶段中,能人会选择发起集体行动。在追随阶段,分为群体2和群体3的追随,即楼长等“户主委员会”或“业主委员会”核心成员与普通住户的追随。对于群体2而言,相对于群体3,其对公共物品的偏好较高,初始禀赋也较高,在集体行动发起阶段就表示愿意跟随。对于群体3,当能人动员发起集体行动之后,通过协商等方法,陆陆续续都表示愿意参与集体行动。在XT村的案例里,维持集体行动的过程中,一些住户出于某些原因,不愿再参与到集体行动中,选择搭便车。但由于存在公平相容约束原则,“业主委员会”对搭便车的住户实施惩罚,将其起诉到法院并最终胜诉,于是集体行动得以维系。

本文从S市NJ村、XT村以及HP小区三个集体行动自组织的案例实际提出问题,对已有文献的三人动态博弈模型进行拓展,对个体、特别是能人的效用函数进行调整,用于解释“集体行动中能人如何产生、为什么会首先选择合作行动”,重点关注集体行动实现路径中的重要因素,如各个群体对公共品的偏好程度、初始禀赋、声誉收益以及是否惩罚等激励机制,分析实现自我合作治理所需满足的条件。通过模型推导和案例分析得到四个结论:在其他条件一定时,声誉越大,个体选择发起或参与集体行动的概率更高;在其他条件一定时,初始禀赋越高,个体选择发起或参与

集体行动的概率更高;当个体对公共品的偏好越高时,个体越容易选择发起或参与集体行动;当集体行动中加入惩罚机制时,对于跟随者而言,选择参与集体行动的条件变得更低,因此集体行动更容易得以维持。

通过案例分析和理论模型可以发现基层社区公共物品的集体行动实现的三个关键点。第一,同在一个小区的三类不同个体,对公共物品具有共同需求。第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个体间收入禀赋、主观效用等方面的异质性,必然会相应出现不同的行为预期和行动集合,这种差异满足了动态博弈中集体行动能实现的条件。第三,集体行动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监督和惩罚机制予以保障。案例中可见,集体行动发起的动力不仅来自带头组织者的自身收益,许多时候也来自其他追随者对集体行动的肯定和未来预期。发起者不可能单方面组织集体行动,更高的行动概率来自于博弈过程中形成“互动预期”,即其他人对发起者的一种“预期”(这与新近研究结果一致), [26]也是值得继续挖掘探讨的方向,即通过信息高效传递、高频互动形成他人对“能人”的行为预期,可以激励能人贡献更多的公共品。值得强调的是,三个案例中集体行动的成功实现也离不开该市作为移民城市具有的包容开放精神,特别是政府部门对基层社区居民自我治理的支持保障作用。首先,政府部门提倡“一核多元、复合治理”,允许基层社区中存在不同的公共物品供给主体,鼓励社区自组织治理在政府引导下,通过集体行动提供更能满足居民美好生活需求的公共物品。其次,重视利用能人在基层社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为能人提供一个鼓励首创、允许失败的制度环境。进一步鼓励了能人或小区内党员等发挥先锋带头作用,通过熟人管理熟人的方法,带动小区其他成员共同参与社区公共治理,使政府、社区集体和社会组织等更能了解基层社区居民对公共物品的真实需求,真正就“共建共治共享”达成稳定的共同预期,提高基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质量及效率,同时也减轻了政府负担。

编辑:郑令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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